2011年的BL.9建筑 圖片由澳門文化局文化財產廳提供

　　本報記者 李佳霖

　　它是一座有百年歷史的城市集合住宅建筑，在30多年歷史變遷中，幾次險遭拆除。直至2005年，它才被“再利用”為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校新校區。它就是澳門望德堂坊BL.9地段建筑。

　　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

　　望德堂坊BL.9地段是由和隆街27號至35號及瘋堂新街28號至36號的10個相連建筑組成的完整街區。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文物保護法令，此街區屬于已經認定的望德堂坊建筑群的一部分。

　　早在20世紀初，望德堂坊建筑群的街區布局規劃已經形成，其內除望德圣母教堂、學校、醫院、安老院和宗教服務設施外，還修建了不同類型的住宅，其中一梯一戶的準集合住宅比較多。BL.9建筑是這些準集合住宅中的一組。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相鄰其他街區中各自獨立的建筑單元被大量拆建成五六層高的現代集合住宅樓，BL.9建筑就成了望德堂坊內準集合住宅中保存相對完整的一組。

　　BL.9建筑是長約55米、寬約25米的矩形街區。由10個方形平面的建筑單元組成，每五個連成一排，背對背地分列于兩條互相平行的街道――和隆街和瘋堂新街。在兩排建筑之間，又設有一條兩米寬的小巷，把各建筑單元的天井串連起來，小巷端頭有出入口通往街區兩旁的斜路――瘋堂斜巷和瘋堂中斜巷。“每個建筑單元寬三間，深兩進，呈凹字形平面，高兩層，平均沿街高9米。平面布局分前部生活區和后部服務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文化財產廳建筑師陳建成介紹，生活區以樓梯為中心，入口正門、一樓飯廳和起居室、二樓臥室和浴室都圍繞樓梯設置。天井是服務區的中心，挖有食水井，設石臺階和后門出入街區內部的公共小巷，廚房和傭人房分置天井兩旁。

　　“BL.9地段建筑的建筑價值雖不高，但它作為現存的該街區和周邊街區內城市居住建筑的典型，對研究和了解當時望德堂坊市民的生活方式和鄰里關系有著顯著的人文價值。”陳建成說。

　　蹣跚的“活化”歷程

　　1976年，澳門頒布的文物保護法令――第34/76/M號法令中指明具有公共利益的“組成代表澳門歷史文物的都市綜合區”在未獲“維護澳門都市、風景及文化財產委員會”同意前，應維持現有面貌，不得改變。望德堂坊被列入該都市綜合區的清單內。

　　然而，1981年，BL.9建筑的業權人獲得了當時行政當局批準的有關發展計劃，將其進行了拆除。拆除行為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促使澳葡政府對其緊急叫停。遺憾的是，和隆街33號和35號已經被拆。這起“文保”事件促使澳葡政府在1982年成立了澳門文化學會，設立文化財產辦公室，專門負責文物保護相關工作，并在1984年頒布了新的文物保護法令，即第56/84/M號法令。

　　澳門文化學會成立后，當地政府立即與BL.9建筑的業權人洽談購買相關業權，直到1994年，才成功以換地的方式取得該地物業權。但5年后，BL.9建筑才正式納入澳門特區政府財產。在這期間，和隆街27號和瘋堂新街28號因屋頂塌落被列作危樓而遭拆除。

　　之后，BL.9建筑的“再利用”被提上日程。當局計劃將其改建成身份證明司大樓，1997年，文化司署在搬遷總部時，也曾經考慮使用BL.9建筑，2001年至2004年期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曾經打算將其改建為藝術活動中心或小型音樂廳，但都因種種原因沒有付諸實施。

　　2005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終于沿用過去數年面對空置文物建筑時使用的“先保護，后利用”策略，開始對BL.9地段建筑留存下來的6個建筑單元，即和隆街29號、31號及瘋堂新街30號至36號進行修復。陳建成介紹，修復工作在2006年完成后，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提出把該建筑物利用為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校的臨時校區，計劃獲批后，BL.9建筑成為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校新校區。

　　“2008年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校遷入后，BL.9建筑不只給學校帶來獨特的建筑形象，也為學生提供了層次豐富的空間環境，有利于藝術觸覺的培養。”陳建成說，此外，由于看到政府在該街區的積極投入，望德堂坊內原有坍塌和荒廢多年的建筑也陸續被利用起來，空置的商鋪逐漸減少，慢慢改變了沉寂沒落的街區氛圍。

　　最少介入、識別性和可逆性

　　“澳門現在的城市景象、建筑之間幾乎不存在任何對話，這是造成城市景觀不協調的主要原因。在BL.9地段‘再利用’過程中，我們利用修復契機，做一些設計來協調現有周邊環境，同時思考望德堂坊的城市設計。”陳建成說，比如和隆街35號所處十字路口的另外兩個街角，分別是荷蘭園商業中心和清安醫所門診部，兩者在立面上設有陽臺，從街道景觀考慮，這些陽臺需要有足夠的視覺空間或景觀物來呼應或對話，因此我們把拆空了30年的和隆街35號改造成開放式花園，作為BL.9建筑的主入口空間，通過三者產生的視覺聯系，讓這里變成視線停留、游走和交流的場所。在花園內，種植了一棵羊蹄甲，用來呼應街道上端。通過這樣的內在聯系，強化望德堂坊已經評定的建筑群的整體性，為保護工作帶來實質效果。

　　“文物修復中普遍使用的原則，即最少介入原則、識別性原則和可逆性原則，是我們一直努力貫徹的原則。”陳建成表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鋪砌的普通紙皮石地板仍然留在某個大房間內；其他表面破損的彩色水泥花磚地板，雖然已經沒有任何光鮮的裝潢效果了，但是經過簡單清洗后仍然繼續使用；天井內已經蓋封的水井被重新打開，改造為水景設施，小小的儲水池則改作魚池使用，為建筑注入鮮活氣息……

　　建筑修復中，更新的部分要求必須做到與舊有建筑相協調，其他構造物如雨棚、扶手等，都嘗試通過材料和設計操作，強化其可識別性，并強調它們臨時和異質的性質。

　　“可逆性原則也是我們一直堅持的。”陳建成說，原來小巷地臺的鋪地是不規則小塊麻石拼砌的當地傳統“石仔路”，這種昔日遍及澳門大街小巷的鋪地，現在已經所剩無幾，我們在更新計劃中努力把它修復過來，期望人們走過凹凸的路面時可以真切感受到前人生活的空間，理解歷史建筑的時代變化。但最終還是無法抵擋穿著高跟鞋的女性家長和教師的抱怨和要求。然而，我們沒有把這條“石仔路”拆走，而是使用可逆性方法，把石板干鋪在它上面，而且堅持在人員走動不多的小巷前端把它露出來，讓人們知道它的存在。

　　“總的來說，在進行場所解讀和開展更新設計前，建筑師必須約束個人的創作欲望，制約亢奮的設計權力，同時要明確‘再利用’的目的是發掘歷史建筑在今天的價值、提升其環境的整體性和協調性。”陳建成強調，“再利用”的對象應該是受保護對象，是真正的弱者，脆弱得可能隨時都會消逝，我們必須投以人道主義關懷，恢復它們應有的尊嚴。（原標題：“再利用”讓建筑遺產恢復尊嚴——澳門望德堂坊BL.9地段建筑的更新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