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顯鶴故居南村草堂

    譚周易

    從古楚國到近代湖南，幾千年的歷史積淀了豐厚而獨特的湘學。清朝中葉，著名學者鄧顯鶴為繼承與弘揚湘學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本人亦被梁啟超譽為“湘學復興導師”。

    鄧顯鶴是新化人。其故居叫南村草堂，是普通而破舊的民居，看得出，很久沒有人修繕了。在院門的一個角落里，掛著一雙芒鞋，在風中微微搖動，人的思緒便也飄蕩開來……

    當年，鄧顯鶴定是穿著芒鞋走過他的求學和科考之路。鄧顯鶴家境貧寒，但自幼聰穎好學，為了求學，常一身舊衣、一雙芒鞋于塾師處苦讀，老師也對這位學生贊賞有加。清同治《新化縣志》稱其“幼即為塾師詫異，有‘鄧豎子非常兒’之語”。乾隆六十年（1795），時年18歲的鄧顯鶴，以縣試第一應督學試，補縣學弟子員，次年補稟膳生員。我們可以想象，鄧顯鶴作為一介寒儒絕不會如富家子弟騎著馬兒，身后跟著書童去趕考，而只會依舊是穿著一雙芒鞋，滿載家人的希望，跋涉在那條傳統學子的科舉之路上，以期實現他經國濟民的志向。

    鄧顯鶴自清嘉慶九年（1804）中鄉舉后，就屢試不第，仕途之路對于他而言，越走越窄了。因而，他在困境中慨然感嘆“壯歲那無經世志，衰年空有濟時心”之后，因目睹到“洞庭以南，服嶺以北，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歷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的現狀，他做出了他人生中一個重要的抉擇，立下了“期以一寸心，遍餉百世士”的宏愿，即淡于仕途，專注學術，奮志搜訪湘學散佚文獻，纂輯刊刻，借以補《四庫》之遺，匡正史之謬，讓湖湘先賢前輩的事跡和精神得以流傳于后世。在南村草堂的屋前屋后，有兩座小小的石山，留下了鄧顯鶴拓摹的名家手跡 “棲真”“桂堂”“招隱”3塊石刻。閱讀這6個字，依稀讀懂了鄧顯鶴的心靈軌跡，更理解到了鄧顯鶴在科舉失意之后，抱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信念，毅然走出的一條發奮著書、實現自身價值之路。

    “一世無緣附驥尾，三生有幸落孫山”。歷史往往就在某一處被某一個杠桿所蹺動，科場失意的鄧顯鶴這個人生抉擇，改寫了湘學被埋沒的歷史，奠定了鄧顯鶴事業的高度，也因為湘學的廣泛傳播，曾國藩湘軍的迅速崛起和晚清洋務運動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發生，從而也改寫此后中國的走向。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立下宏愿的鄧顯鶴，也定是拄著竹杖、穿著芒鞋行走在湖湘大地的山水之間，笑傲風雨，一步一步地丈量著湘學的高度和厚度。生活在現代的我們可能完全無法想象，在清王朝當時的交通狀況之下，鄧顯鶴在“東起漓沅，西接黔中，北匯于江”這一廣袤的崇山峻嶺之間搜索采集文獻資料，需要有怎樣的毅力和付出何等的艱辛？但他以苦為樂，如歷史上唐玄奘取經，雖歷盡艱難，但從不言苦，而終成正果。

    據《清史稿》記載，他“乃從事搜討，每得貞烈遺行于殘簡斷冊中，為之驚喜狂拜，汲汲彰顯，若大譴隨其后”。他遍訪資、沅沿岸郡縣名流，歷時20余年搜集纂輯《資江耆舊集》64卷，后又完成《沅湘耆舊集》200卷及《續集》100卷，卷帙浩繁，內容廣博，輯著中既有朝閣名流、林泉隱逸之作，亦有民謠農諺之章，為湖湘歷史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

    此外，鄧顯鶴慧眼獨具，出于對王夫之經世致用思想的推崇，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首次大規模編輯刊刻了王夫之的遺著《船山遺書》180卷，廣泛推廣其學術思想。此后，湮沒于世百余年的王夫之著作始以比較完整的面貌出現于世人面前，并呈空前繁榮之狀，成為繼宋代理學之后湘學發展的又一高潮。對此，鄧顯鶴的刊刻宣揚之功不可磨滅。史學大家王先謙由衷地贊賞：“今者船山先生竟與顧、黃兩先生共垂不朽，刊書之功不可沒。”

    鄧顯鶴去世之后，曾國藩親自為他撰寫了墓表，左宗棠則親筆手書并題篆額。左宗棠另有挽聯稱：“著作甚勤，四海聲名今北斗；風流頓盡，百年文獻老南村。”兩位與他同時代的杰出人物高度評價了他一生為湘學所做出的杰出貢獻。我想，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鄧顯鶴的人生可以無憾已。他雖然出仕不成，但能在困境下不失青云之志，廣采博聞，著書明志，以一種不朽的思想理論推動國家、民族和社會進步，這不也正是一種大胸襟、大魄力和大成功嗎？

    古來萬事東流水，但歷史卻從來不會忘記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做出貢獻的人物。站在南村草堂面前，似覺鄧顯鶴穿著芒鞋，挺立在中國文化的山巒上，如一座豐碑永遠詮釋著湘學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