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這是一部史料翔實論據扎實的學術研究著作，倒不如說這是一本文采飛揚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作者以嚴謹的治學態度把博大精深底蘊深厚的漁俗文化窮盡幽微，又以作家的筆法把科學縝密艱澀難讀的學術成果描寫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把偌大一個漁俗文化的史書寫得如此富有詩情畫意，既是歷史的詩化，又是詩化的歷史，可謂是一部詩性的漁俗文化史記。

    漁俗文化研究是一門生僻的學科，關于浙江沿海漁俗文化研究更為鮮有，因此黃立軒的這部《遠古的槳聲——浙江沿海漁俗文化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就突顯了其重要的學科價值和學術意義。浙江近海多水，是海洋大省，最早的先民們涉獵海洋，創造了燦爛悠久的海洋文化。自古以來，吳越舟楫之便，漁鹽之利，因海興市，得天獨厚。宋元發達的工商業，近代的港口經濟、對外貿易，皆有賴海洋之賜，且開風氣之先。從“絲綢浙江”“人文浙江”，到“海上浙江”，勾勒出浙江的歷史變遷與文明進步。

    明代人文地理學家王士性（浙江臨海人）在他的名著《廣志繹》中，將浙江劃分為“澤國”“山谷”“海濱”三個文化區。杭、嘉、湖為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地帶，是為“山谷之民”；寧、紹、臺、溫山連大海，是為“海濱之民”。這三個文化區因不同自然地理環境，從而形成了“稻作”“樵采”“海作”三種相對不同的生產方式，導致了生產方式、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的差異。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交通方便，百貨所聚，城市里的人比較富裕，風俗也較奢侈，縉紳的勢力很大；“山谷之民”石氣所鐘，性情剛烈，習性儉約，但不把富人放在眼里；“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因為有海利而不太窮，又因為不經商，而不太富，風俗也“居奢儉之半”，比較適中。王士性的“文化生態”理論，比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一書中所提出的相似理論要早200多年。從王士性的“文化生態”理論來推論，浙江漁俗文化既是大自然賜予浙江的天才杰作，又是人類悉心打造的文化精品，如桑間之歌、韶虞之樂，不僅快意適觀，而且可收藏可清賞可珍玩。

    《遠古的槳聲》把浙江考古有影響的重大發現和研究融入書中。淵博的考古學家可以窮其精微，寫下浩瀚巨著，可以從某一種陶罐形狀，從某一個甲骨文字符，判斷其所包含的神秘信息。但是，翻閱一本考古發掘論著，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太枯燥。我總盼望著考古大師們能讓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人享受原本屬于他們的歷史財富，可是遭遇到“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尷尬。而黃立軒在他的書中，通過考古成果將殘斷的歷史碎片連綴得盡可能完整，將消失的歷史變為摸得著的現實，在縱橫歷史解讀歷史的考古腳步里，將那些生動的卻鮮為人知的考古經歷、參觀感受講給讀者聽，不知不覺中不僅使考古成果被大眾所接受，完成了深入淺出的考古學的科普效果。同時，從獨木舟到萬噸漁船的演變歷史，從神話中的原始島民到現代的東海漁民，從漁民的造船習俗、生產習俗到船飾漁服，從漁鄉傳統節日到漁家生活風俗，書中系統地、分門別類地作了詳盡介紹，闡述了浙江沿海漁俗文化的內在精神和內在價值，對于所有關心與熱愛漁船、漁俗文化的讀者了解浙江沿海的漁俗文化具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作者抓住了浙江歷史文化的一個重點難點——非物質文化遺產來進行研究。浙江，這塊五萬年前就有人類活動的古老大地上，曾經積淀了著名的“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而在后世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傳承與創新，又積累了燦爛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在那些或者沿海、或者靠山的城鎮與鄉村，生發了曾經廣受民眾喜愛的各類文化形態，唱、舞、繪、刻、演、鍛、雕，在這些多樣的表現形式中，一代一代的人獲得了精神上的享受與滿足，豐富了原本可能平淡無趣的生產和生活。這些保留了民族歷史記憶、凝結了民間智慧、融合了大眾情感、體現了地域風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需要更多的人去認定和搶救，并通過有形的方式，來保留文化記憶。如果不去搶救和保護，那些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文化記憶和民族傳統，就會迅速地離我們遠去。

    黃立軒歷時數年跑遍浙江沿海，收集、整理、創作的《遠古的槳聲》一書，及時地回望了那些歷經千百年而傳承下來的民間漁俗、生活風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它不但能給讀者提供豐富的文化營養，還能喚醒讀者更好地保護文化遺產，守護精神家園。

    羅楊（作者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