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大慈巖鎮新葉村



老街記憶（繪畫）

    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為做好中國傳統村落保護項目實施后的評價工作，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傳統村落文化特征分析與評價研究》課題組聯合研制了中國傳統村落評價指標體系，并在蘇浙滬26個中國傳統村落開展大型調研，為建構符合我國傳統村落環境資源和人文社會條件的傳承保護模式提供了有益探索。

1.快速城鎮化是長三角傳統村落消失主因

    江南傳統村落是我國重要的物質文化遺產和農業文化遺產，由于地處長三角城市群的“夾縫”地帶，在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傳承保護形勢十分嚴峻。

    此次調查，課題組選擇了相對穩定和可準確統計的“行政村”作為“分母”，由此獲得蘇浙滬三省市行政村與江南傳統村落的數量對比情況。總體上看，經濟越發達和城市化水平越高，傳統村落的傳承保護就更加困難。與中國其他地區相比，蘇浙滬的傳統村落與各自的行政村相比，所占比例都偏低，其中上海為3.01‰，浙江為7.14‰，江蘇則低至1.54‰，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程是傳統村落大規模和快速消失的主因之一。橫向比對上看，發展模式至關重要。江蘇和浙江城市化率、經濟增速相當，但兩省傳統村落數量差別明顯，達到13：88。這主要是受發展模式影響。“蘇南模式”在促使鄉鎮企業迅速發展的同時，也使原本數量眾多的江南傳統村落迅速消失。而鄉鎮企業發展適度、側重發展旅游的浙江，傳統村落的保護和發展要好得多。

2.文化要素保存越好，傳統村落越有魅力

    傳統村落保護不力，歸根結底是缺乏基礎理論研究，無法全面和深刻認識傳統村落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并在此基礎上確立科學的評價與認定標準體系。目前使用的《傳統村落評價認定指標體系（試行）》，主要問題是“物的指標偏多”而“人的指標很少”。

傳統村落主要看三方面文化資源

    針對這些突出問題，課題組將“傳統村落”界定為：民國以前建村、保留了較長的歷史沿革、至今仍為人們提供服務的，以農業文明特有的環境與資源條件為空間基礎、以農業生產生活方式及其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為主體形態、以農耕社會的生活觀念、價值態度、民俗風習、文化心理、審美態度等為人文精神的村落聚落形態。同時，課題組研發了“文化資源三分法”的框架及江南傳統村落評價認定的要素體系，包括：

    物質文化要素體系：以特色建筑為中心，包括植被、古樹、名木、小巷、水巷、青石板、白粉墻、后門河埠頭、街樓、庭院、圈門、水閣、河房、舟船、平橋、拱橋、橋廊、橋亭等。

    社會文化要素體系：以特色社會要素為中心，包括戲臺、廟觀、美食、手工藝、祠堂、祖墳、匾額、石刻、茶室、小吃、鄰里、社交場所、酒肆茶坊等。

    人文文化要素體系：以特色人文要素為中心，包括詩詞、繪畫、戲曲、民歌、野趣、掌故傳說、名人、文化記憶、楹聯等。

    按照“擁有的文化要素越多，傳統村落的內涵就越完整，在本質上越接近完美江南傳統村落”的基本原則，課題組設計了江南傳統村落評估認定指數系統。為測試江南傳統村落評估認定框架及指數系統，課題組按相關標準、空間分布，在不同類型的傳統村落中精心選取了26個位于長三角地區的傳統村落，以現場調研的方式采集第一手的數據信息。

保護開發的觀念意識很重要

    總體來看，經濟發展領先的江蘇省，在江南傳統村落保護上最落后。這主要表現在申報和入選的數量過少，浙江省的24666個行政村中，入選傳統村落目錄的為176個，上海市的1661個行政村中，入選的為5個，而擁有16861個行政村的江蘇省，入選的僅為16個。除了蘇州，江蘇其他地方的傳統村落保護還比較乏力，商業化問題較為突出。

    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盡管在傳統村落數量占比上遠高于江蘇省，與浙江省接近，但也存在著資金短缺、政策不到位、保護乏力等問題。其為數不多的中國傳統村落，不是由于新建而失去原汁原味，就是像馬橋鎮彭渡村那樣正處在自生自滅中。

    在江南傳統村落保護中，浙江省的各項表現均居首位。浙江傳統村落的基礎條件并不是最好的，其園林比不過江蘇，古村落比不過安徽，在文化積累上也沒有大的優勢，但浙江贏在了傳統村落保護開發的觀念和意識上，肯動腦筋，花本錢，村干部和村民的熱情和努力，都是江蘇和上海不能相比的。同時，浙江在旅游開發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也為保護與開發的良性互動提供了支持。

    通過理論研究和田野調查，并充分運用聚類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參照開放訪談、參與性和非參與性觀察，經綜合評價與反復篩選，課題組認為新葉村、河陽村、儒里村、明月灣村、長樂村、冢斜村、宮頭村、楊灣村、巖頭村、彭渡村，堪稱是長三角最具內涵和特色的“江南傳統村落”。

3.江南傳統村落保護存在的主要問題

    作為中國傳統農耕文明代表的江南傳統村落，一段時期以來不斷消亡，破解保護難題，留住文化記憶，已迫在眉睫，可以說“再不保護就悔之莫及了”。

    1.資金匱乏。這是普遍存在的問題，需要投入的資金也很大，僅靠鄉級、村級的財力往往難以支撐。目前文保部門、林業局、農委等部門的撥款，要靠村干部各顯神通去奔走爭得，省級撥款在經費使用過程中也有諸多限制，不便操作，缺乏專項撥款使保護工作十分艱難。但也有個別村落表示并不缺少保護資金，主要問題是村干部沒有什么保護設想和實際開展保護工作。

    2.土地緊張。因保護古建原有風貌而產生的安置原住民外遷的土地置換需求普遍存在。如上海浦江的革新村，一方面由于“大居”市政配套建設占用了浦江鎮12平方公里的建設用地指標，另一方面，對于古村落內占地面積大的文保單位又不允許異地保護，導致了該村對置換用地的需求格外突出。浙江的情況也類似，個別村落用林地置換建設用地的方式部分解決了這一問題，如杭州的石舍村等。江蘇的情況不太嚴重，大部分村落都有配套用地指標。

    3.產權復雜。大部分傳統村落存在古建產權分屬國有、集體及私人所有的復雜狀況，維修與保護時很容易出現糾紛和沖突。上海有三座古村落存在著這個問題。浙江的后吳村將村內文保單位都置換為集體所有，紹興縣稽東鎮冢斜村的解決辦法是“集體和住戶按比例出資修繕”，江蘇的明月灣村的產權全部屬于私人，但是由政府租用，并修繕、管理、經營等，因此整村的風貌保存較完整。

    4.政策缺位與機制不暢。近一半的村落負責人表示，缺乏好的、有效的土地置換政策、文物保護政策及保護資金使用規則等，嚴重影響村落保護工作的進行，一些村干部產生了后悔申報傳統村落的情緒。由于缺乏后期監管及上級支持，個別傳統村落還拆了部分老宅。

    5.觀念與態度沖突。由于村民缺少主動保護的意愿及村干部受經濟驅動導致的傳統村落物質文化遺產大量損壞很普遍。在干群關系不和諧的地方，一些村民為了置換房屋故意損壞老宅。許多村落最初以血親與族親關系自發籌集保護資金，但隨著外來臨住人口增多，村民主人意識缺失，參與度與道德感同步下降。村落保護經濟效益不明顯，村干部保護積極性普遍不高。

    6.人才缺乏與管理不善。上海的革新村有著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卻面臨“政府貼錢辦書場，也無市場”的尷尬。浙江冢斜村負責人指出，目前古村保護急缺懂古建修繕的老匠人。此外，還存在村委、區/縣建管所、城規處、市政科、房管處、旅游開發公司等多個部門的“多頭管理”問題，不利于總體保護發展。

    7.可持續發展模式存憂。推動江南傳統村落保護，涉及到新農村建設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一種模式是走工業化、發展鄉鎮企業，村鎮最后都變成城市。目前受破壞比較嚴重的都是這種模式，不僅破壞了鄉村資源和景觀，也犧牲了其自身獨特的文化傳統。另一種模式是上海市嘉定區的“毛橋模式”，政府以較少的投入，通過改善農民的居住、衛生條件，實行農業文化保護，推進農村環境的景觀化，走一條經濟增長比較平緩、人與環境相對友好、社會進步與文化傳統較為和諧的新型發展道路。

4.如何保護傳統村落，留住鄉愁和歷史記憶

    保護傳統村落，既需要有與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相契合的頂層規劃，也需要針對現實中的具體難題出臺有針對性的舉措。

    1.制定目標合理、務實可行的總體戰略規劃，使目前比較混亂和散亂的保護工作系統化和規范化。

    建議將傳統村落規劃納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的總體框架并給予同等的重視，在整體上和我國實現現代化的總體目標相配合，在2050年力爭使現存90%的傳統村落得到有效保護；建議重點編制“片區性”傳統村落保護規劃，并側重對區域文化特色及不同村落文化個性內涵的保護，實現區域內傳統村落的系統性和完整性保護；鑒于針對目前規劃、建筑、旅游開發等方面專家多側重于硬件和經濟效益，不利于文化保護和傳承，建議該委員會成員采取多元化、多學科的遴選方式，并對社會學、人文學的專家有所側重。

    2.針對“資金與土地”兩大重點，及時出臺新政策并不斷改進已有配套政策。

    建立健全相關的專項經費。針對傳統村落規劃編制資金、建筑維修基金、環境整治資金缺乏的問題，建議由國家和地方政府聯合建立專項經費，同時出臺資金支持細則，解決上述資金缺口；加大縣級財政對傳統村落保護資金的管理權。縣級政府對傳統村落的情況比上級部門更清楚，對該投入的比例把握也更加準確。建議將相關經費的審批和使用權下放，上級部門只起指導和監督作用；盡快出臺傳統村落保護用地置換政策。在有效保護農村耕地面積的同時，將傳統村落居民生活條件的改善作為首要任務，對入選的中國傳統村落在舊宅基地置換或新宅基地批準方面給予專項政策，參照城市改造中“新城”“老城”分別建設的模式，集中規劃新村建設，高效利用置換出來的土地，切實解決傳統村落居民的生產生活困難。

    3.重點使用當代高新技術與材料，切實降低保護成本、提高保護質量。

    針對大部分傳統村落保護觀念落后的現狀，植入智慧城市的新理念，以智慧村落建設為中心，運用信息化手段跟蹤和即時檢測傳統建筑和文物的損毀或老化情況，提高傳統村落保護的信息化水平，節省人力物力成本；針對大部分傳統村落保護材料原始的現狀，結合近年來國內外先進材料科技的發展，在盡可能保護傳統村落空間格局、老建筑、文物的物質形態的前提下，研究適合我們不同地區傳統村落的新材料目錄，通過運用新材料最大限度地實現“修舊如舊”，并盡可能延長老建筑和文物的自然損毀進程；針對大部分傳統村落維修技術低端的現狀，結合近年來國內外先進建筑技術、工具和方法的發展，在傳統村落的空間格局調整、老建筑與文物維修等方面，盡可能運用當代的新技術和新工具，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傳統村落服務功能的現代化，為居民能夠安居其中并提高生活質量提供必要的條件和服務。

    4.通過重建美麗鄉村的生活方式和開展文化鄉村建設，提升凝聚力、文化魅力和內生活力。

    針對傳統村落的空心化、商業化和虛假化等突出問題，進一步突出傳統村落保護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主題建設。鄉村生活方式和鄉村文化，既是我國文化建設中最重要的核心資源，也是我國近年來迅速壯大的各級城市的永恒母體，只有切實保護好這個“根”和“源”，才會有真正豐富和繁榮的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針對傳統村落保護中“硬件”與“軟件”的嚴重不平衡，大力開展“文化鄉村”的理論研究和示范區建設。其中，以傳統儒家文化為基礎重建“尊師重教”“敬賢尊老”“勤勞樸素”的鄉村文化價值觀和人生觀，對于克服現代城市文化中極端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社會解體”等“城市文化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文化價值；針對傳統村落人文文化保護資金匱乏、后繼無人的尷尬，建議盡快完善一整套和城市文化政策相平行的農村文化政策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實現從“送文化下鄉”被動服務到“文化扎根”的自主發展，在資金、項目等方面給予和城市同等甚至更多的支持。特別是對于扎根農村的廣大民間文藝愛好者、民間學者，設立專門的科研項目申報通道，給予資金支持。

    5.研究和建立有進有出的動態管理機制，針對傳統村落保護現狀迅速出臺相關“搶救性”措施。

    對以物質文化要素豐富，歷史性、延續性、典型性都較突出的傳統村落給予重點支持，盡可能挽救大量瀕于消失的傳統村落；對社會文化資源豐富、人文文化要素獨特的傳統村落，重點給予保護規劃編制、非物質文化認定等方面的支持，使這些依舊活態的傳統村落生活方式和文化，迅速與國家已出臺的相關政策接軌，并從中獲得相關資金支持；對既無成片有價值古建，又無典型地方文化色彩，而僅以文物保護單位為主體申報，且其作為文物與當地民生、民風并無密切聯系的傳統村落，建議撤銷其傳統村落的稱號，提高其文保單位級別并統一納入文保系統加以保護。（執筆人：劉士林、王曉靜、蘇曉靜、于煒、張書成）

    課題組負責人：劉士林 課題組成員：于煒、蘇曉靜、王曉靜、張書成、馬娜、朱寧嘉、孔鐸、盛蓉、周之澄、周繼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