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遺址位于陜西省神木縣高家堡鎮，地處黃土高原北部的黃河西岸，毛烏素沙漠東南緣。經過2011—2015五個年度的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和重點考古發掘，發現了由“皇城臺”、內城和外城構成的石峁城址；揭露了外城東門址、韓家圪旦貴族墓葬區、樊莊子“祭壇”等重要遺跡。上述工作為探討石峁城址的興廢年代、聚落結構與布局、文化性質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

    碳十四系列測年及大量器物標本顯示，石峁城址興盛時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廢棄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積達400萬平方米以上，系國內已知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種種跡象表明，石峁城址的社會功能不同于一般原始聚落，已經跨入了早期城市濫觴階段作為統治權力象征的邦國都邑的行列之中。石峁遺址的考古發現為正在進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輸入了新鮮血液，對于重新描繪公元前2300年華夏沃土上“萬邦林立”的社會圖景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

    “皇城臺”為高等級建筑的核心分布區，周邊以塹山砌筑的護坡石墻包裹。臺頂分布有成組的宮殿建筑基址，北側有池苑遺址。2015年調查發現其北部尚有多達9級的護坡石墻，垂直高差約70米。通向皇城臺的門道位于臺體東北部，面向內外城墻。20世紀70年代仍可見自臺底通往臺頂的石砌踏步，今尚辨其兩側對稱分布的“墩臺”等石構建筑。

    皇城臺的功能相當于后世城址中的“宮城”，布局有序、堅固雄厚、巍峨壯麗，大型宮室云集、建筑考究、裝飾華麗，是整個城址的中心和貴族居住區，也是宮廟基址、祭祀等禮儀性建筑所在。皇城臺的修建傾注了建設及使用者的大量精力，在追求本體固若金湯的同時，保持其威儀感和震懾力似乎顯得更為重要。

    內城將“皇城臺”包圍其中，城墻依山勢大致呈東北—西南向分布，面積約210萬平方米；外城是利用內城東南部墻體向東南方向再行擴筑的一道弧形石墻形成的封閉空間，城內面積約190萬平方米，內外城城墻總長度約10公里，寬度在2.5米以上。

    石峁城內以天然溝壑為界區分的16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小單元（梁峁）上均分布著居址、墓葬等龍山時期至夏階段的文化遺存。這種“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態，暗示著遺址內部囊括了眾多小規模血親集團，當是統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結果。

    五年以來，石峁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主要集中于外城東門址。東門址體量巨大、結構復雜、筑造技術先進，包含內外兩重甕城、砌石夯土墩臺、門塾、馬面等城防設施，出土了玉鏟、玉鉞、玉璜、牙璋、陶器和石雕頭像等重要遺物。

    外城東門址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結構清晰、設計精巧、保存完好、裝飾華麗的城門遺跡，被譽為“華夏第一門”。即使在四千年后的今天，經過風雨剝蝕仍然讓人感覺到氣勢恢宏、威嚴高大、莊嚴肅穆。作為石峁城址的制高點，堅固雄厚的外城東門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內守的實體屏障，也是石峁統治者構建的精神屏障。

    二

    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表明，石峁遺址所在的榆林地區共發現遺址13881處，其中僅新石器時代遺址數量就達4446處，占已知古代遺址總數的32%左右。在這4446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面積在1萬平方米以下者2982處；1萬～50萬平方米之間者1452處；50萬～100萬平方米之間者11處；100萬平方米以上者僅石峁遺址1處。雖然目前尚不能確認該區域仰韶和龍山時期遺址的各自數量，但僅從這一初步統計所反映的趨勢來看，遺址分布高度密集，暗示著該區域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口的急劇膨脹。

    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的石峁遺址是公元前2300年該地區乃至整個中國北方唯一一處特大型中心聚落，與周圍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構成了四級聚落結構。從空間分布形態來看，處于第二等級的聚落（50萬～100萬平方米）多是次級中心，周邊散布著數量不等的面積在1萬～50萬平方米之間的中小型遺址。正是這種多層級的聚落結構系統，“聚邑成都”，形成了以石峁為頂端的金字塔形社會結構，奠定了王權國家——石峁的政治、經濟及人力資源基礎。

    考古資料顯示，仰韶文化晚期至夏階段（約公元前2800至公元前1800年）的北方地區經歷了財富高度集中、高等級聚落涌現、大型宮室、祭壇及公共設施形成的過程。該過程中，聚落規模差異逐步加大，聚落等級化趨勢明顯；防御需求越來越強烈，環壕、城垣等防御設施成為聚落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祭祀、占卜等現象日益常態化，成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之一；大型宮室、祭壇、王陵等反映社會公共權力的設施形成；個人財富不均、城鄉分化初現，開啟了早期城市化道路，邁開了走向早期國家的步伐。進入公元前2300年后，陜西北部、內蒙古中南部及晉西北地區中小型聚落數量暴增，中心聚落與小型聚落規模相差懸殊，每個（次）中心聚落的控制區域面積或在數百平方公里上下，使得區域內背景復雜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最終形成了石峁遺址為代表的早期王權國家。

    三

    關于石峁遺址性質的認定從其橫空出世之日起就引起了歷史學界及社會公眾的高度關注。先秦史學者沈長云先生率先發聲，從古代文獻及歷史地理角度縱橫捭闔、旁征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此說一出，學界矚目。

    作為主持石峁遺址考古發掘的考古工作者，面對史學界關于石峁遺址族屬與性質的快速反應，促使筆者也不得不回過頭來審視與之相關的問題。考古學注重實物資料的積累與分析，在沒有獲得充分內證性材料支持的情況下，一般不傾向于探討考古學文化或某一遺址其背后的族群，或者與上古歷史人物的對照匹配。這也是考古學本身為人詬病的“見物不見人”的短板，但未嘗不失為一種審慎的態度。基于這種立場，我們覺得還是應當立足于對石峁遺址本身進行客觀介紹，避免對之做出考古學之外的任何解釋。

    作為龍山晚期最大城址，鑒于其宏大的建筑規模、復雜的城防設施、數量龐大的精美玉器、農牧交錯的地理區位以及其處于臨界史前和歷史時期的關鍵時間節點等因素，石峁遺址從確立其規模及城址結構開始，學者們就試圖從各個角度進行解讀。

    從考古學文化的分布來說，以石峁、新華、大口二期為代表的龍山晚期文化遺存有著深厚的區域文化淵源和傳統，其分布范圍大致在今內蒙古中南部、陜西北部及山西西北一帶。這一區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自公元前2800年以來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有著類似的居住形態、生活用器及喪葬習俗，暗示著考古學文化背后人群的一致性。

    從考古學文化面貌來說，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與陶寺遺址中晚期文化遺存有著密切的關系，尤其體現在直口肥足鬲、單把方格紋鬲、圈足甕、粗柄豆、銅齒輪形器等器物上。除此之外，二者均見幾何紋壁畫、大型墓葬都有側置壁龕盛放隨葬品等現象。這些不見于其他同期遺址的典型器物或現象都暗示著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陶寺遺址早期與中晚期文化面貌迥異，以中晚期為代表的陶寺遺存的分布范圍不出臨汾盆地。陶寺都邑的興衰是否和石峁人群的南下存在聯系，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認識到，石峁遺址雖然發現于20世紀70年代，但學界真正了解遺址規模及文化內涵僅僅起步于五年前的一次系統區域考古調查及隨后持續開展的發掘工作。石砌城垣長度達10千米左右、寬度不小于2.5米，若以殘存最高處5米計算，總用石料量12.5萬立方米，其動用的勞動力資源遠非本聚落人群可以承擔。石峁城址的石砌墻垣不僅是處于守衛上的需要而構筑的防御性設施，更具有神權或王權的象征意義，它的出現暗示著在公共權力督導下修建公共設施等活動已經成為石峁這一北方地區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如果說城墻體量反映的城址規模是推斷資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組織的尺度，石峁遺址無疑已經具有了早期城市的必要因素及特征，與其周邊數以千計的中小型聚落正是早期國家形態下所謂“國”和“野”的具象體現。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石峁遺址的統治者掌握了操控公共權力及控制祭祀權力的可能，具備了早期王國都邑的必要條件。有鑒于此，我們將石峁遺址的性質定義為“公元前2300年中國北方區域政體的中心”，它具備了集約人口、集約經濟、聚斂高等級物質文化的空間地域系統，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區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統治權力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韶時代的維護社會新秩序的禮制與宗教中心。

    作者：孫周勇 邵晶（作者單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