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鄉音是我們溝通情感、傳承文化的紐帶，也是歸鄉游子認祖尋根的名片。

　　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的消磨、消失，有目共睹。某種動物的消失是生物鏈的缺損，某種方言的消失將是文化鏈的缺損。因此，科學地研究保存方言，已上升為國家行為。

　　2015年，教育部、國家語委正式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在全國范圍開展語言資源調查、保存、展示和開發利用等工作。作為首批啟動該工程的四個省份之一，山西省于2015年12月30日完成了10個縣市的方言調查攝錄工作并通過了專家驗收。

　　在近30年的調查研究中，我們深深感到，山西方言作為黃河流域、黃土高原上的一支古老方言，無論就其形成的歷史，還是所保留的古代語言、古代文化成分，在漢語發展史、文明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

　　深厚的人文歷史、獨特的地形地貌使山西方言在北方話中卓然而立，源遠流長。據載，晉國為周武王少子唐叔虞的封地。春秋前后，晉國兼并了約20個國家，成為中原霸主，所占疆域大致涵蓋了今山西省及其毗鄰地區有入聲的地區（這一地區學術界稱其為“晉語區”，“晉語區”比“山西方言區”涵蓋面大）。晉語區中的大包片（大同—包頭片）和張呼片（張家口—呼和浩特片）則是后來形成的，與清初山西北部的人為求生計“走西口”“下云中”密不可分。

　　“恒山峙其北，大河繞其南，四塞襟之，五原控之”，“眺覽其間，左山右河之勢自若也，襟塞控原之騰自若也”。《山西通志》中的這些記載足見山西地理位置之閉塞。巍峨的太行山，古老的黃河，以及山西南部的太岳山脈、中條山脈均為天然屏障，使外界向山西移民的吸引力不大，從而抵擋住了處于強勢的北京官話的西進與中原官話的北上，山西方言也因此很少受到其他方言的影響而保持其獨特性。

　　山西方言保存著大量古代漢語詞，它們承載著諸多歷史文化內涵，這是了解、研究漢語史、文化史、民族史的可貴資料。

　　比如：山西晉中、晉南方言將“水”可讀成fu/fei/shui等形式，讀shui明顯是普通話的層次，讀fei是南部古政治中心長安話的層次，讀fu才是當地最“土”的層次，據考，古代書母字（即審母三等字）讀f在元代已有記載。

　　再如：洪洞縣大槐樹移民，信史記載欠缺，從方言和地方文化方面考證，不失為一種新思路。山東平邑縣一帶有唇齒塞擦音，周圍均沒有，而山西晉南方言有，縣志也記載是從山西移民過去的。

　　可見，方言讀音有助于了解山西移民外遷和方言擴散的歷史。

　　當然，山西方言在歷史上也受到過歷代外來民族語言的影響，主要是與阿爾泰語系語言產生融合和相互影響。如：晉南有的方言將“嫡親”說成“節兒”“胞兒”，即“節親”“胞親”，這種說法在西夏語中才有。挖掘這類文化詞，對研究了解山西乃至整個西北地區各民族的融合史大有幫助。

　　外地人戲稱山西人“老醯兒”。“醯”古義為醋，反映了自古及今山西人喜醋、嗜醋、釀醋的特點。山西方言不僅是山西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更是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力支撐。

　　從漢代開始的方言調查就是與民風民俗、詩歌歌謠的采集記錄結合在一起的。民俗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方言又是民俗的主要承載工具。近年來，由于外來人口激增、本土人口外遷、行政區劃變動等種種因素，很多山西民俗瀕臨消失，只在一些俗語、諺語、歌謠中尚可找到遺存。此外，山西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和上黨梆子四大劇種以及山歌、號子、小調、秧歌、套曲等民歌，都與山西方言緊密依存，脫離了方言，這些地方文學藝術也就失去了其獨特魅力。

　　方言是一種文化，甚至是一種情結。它像基因一樣承載著一個地區族群歷史演變的圖譜，它維系著“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親和力和凝聚力。山西歷史上曾有過多次移民，山西籍移民遍布全國，有的甚至遠赴海外。無論是“洪洞大槐樹”移民、還是“走西口”“下云中”的晉商，他們雖有著不同的生活經歷和文化背景，但是“鄉音無改”卻是傳遞鄉情、表達鄉愁的情感紐帶。

　　方言是不可多得的語言樣品，是不可恢復的歷史記憶，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是不可替代的鄉情符號。我們這代人要把它如實記錄下來，保存下來，傳承下去。

　　喬全生 李小萍（作者分別為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山西方言調查”首席專家，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博士、“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山西方言調查”課題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