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牛郎為追妻上天變成了牽牛星，還是牽牛星演變成南陽小伙兒牛郎？在采訪中記者發現，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與諸如圣誕節、情人節等氣氛狂熱的“洋節”相比，七夕、重陽等中國的一些傳統節日長期飽受冷落。但今年的七夕卻熱度陡升，受人關注。今年上半年，七夕節被國務院列入第一批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而恰逢今年閏七月，出現兩個七夕，這便導致今年七夕格外熱鬧，不僅“相親會”、“情人會”令人目不暇接，更有十幾個地方宣布本地是牛郎織女傳說的發源地。一時間，“牛郎”爭登場，“織女”迷人眼。

　　作為民間傳說中牛郎織女故事的發生地，南陽無疑頗有競爭力。其他競爭此傳說發源地的地方，真正對南陽構成威脅的，一是西安，一是山東沂源。西安的依據很有說服力，該市擁有史書明確記載、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牛郎織女石像；山東沂源則拿出《詩經》為證，《詩經·小雅·大東》最早記載了牽牛、織女，山東人考證，“大東”的中心區域就在今沂源一帶。

　　初看西安和山東的證據，記者覺得也頗有道理，與“南陽說”的依據各有千秋，難分高下。但深入采訪后記者發現，牛郎織女的故事起源于星辰崇拜，有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遙遠太空中的兩顆星星，被我們的祖先神化、人格化，而后其中一個星星演變成南陽小伙兒，神與神之間的故事演變為人與神之間的愛情，融進了人世間的愛恨情仇，簡單的神話由此成為情節完整、婉轉凄惻的民間傳說。

　　從這個角度說，《詩經》的記載和西安的石像，只與神話有關，而南陽才是這個“民間愛情傳說”的真正發源地。

　　據專家研究，這個變化大概發生于東漢末年至三國年間，現在文字資料中，最先將牛郎織女傳說與南陽聯系起來的，是東晉詩人蘇彥的《七月七日詠織女詩》：“火流涼風至，少昊協素藏。織女思北�浚瑺颗�嘆南陽……”

　　從星星變為神仙

　　牛郎、織女原本是天上的兩個星體——牽牛星(也叫天鷹座)與織女星(也叫天琴座)。人類仰望浩瀚星空，所看到牽牛星、織女星只有“一水之隔”，但其實它們相隔遙遙。

　　它們看起來只是兩顆小小的光點，其實都是巨大的星球。織女星的體積是牽牛星的8倍，重量約是其1.5倍。織女星表面溫度高達8900℃，比牽牛星高出近2000℃。它們距離地球分別是16光年和26.3光年，相互之間的距離也十分遙遠，是16.4光年。就算沒有銀河阻隔，兩個星星要想見上一面，也只能是在夢中了！有人專門計算過，讓牛郎使出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的本領，一天翻一萬個筋斗，也得花上787年才能與織女星牽手。更何況，牛郎星、織女星跟太陽一樣，都是恒星，永遠沒有相見的機會。

　　如果人類早就知道這些，就不會有任何美麗的神話產生了，那將是多么遺憾的事情？！遠古的蒙昧，使得我們的祖先面對神奇的大自然，張開了想像的翅膀。面對燦爛星空，他們產生了星辰崇拜，中國有不少神話淵源于此，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魁星、南極老人星等。

　　牽牛、織女這樣的名字，大概出現在我們的祖先已會養牛、紡織、開始進入農業社會后，可說是根植于中國男耕女織的農耕文明之中。而牽牛星在銀河東，織女星在銀河西，先民自然把這兩顆隔銀河相望的星星聯系在了一起。每年的七月初七，半個月亮正漂在銀河附近，月光使我們看不見銀河，古人便以為這時天河消逝，河兩岸的牛郎、織女沒了阻隔，有了相見的機會。這一切，似乎應該是美好故事的起點。

　　這兩顆星星，最早出現在《詩經·小雅·大東》中：“維天有漢，監亦有光。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彼牽牛，不以服箱(看那天上的銀河，河水粼粼在放光。但見天上的織女，一天七次行路忙。雖然一天七次行路忙，卻總也織不成美麗的花樣。看那明亮的牽牛，也不能來回駕車輛)。”

　　這幾句詩，是西周時代東方諸侯國臣民對周王室的怨憤：銀河兩岸的織女星、牽牛星，盡管有其名，卻不會織布，不能拉車；當今的統治者也是如此，徒有宗主國之虛名而無保護藩屬國之實。詩中并沒有任何故事情節，織女、牽牛僅是被當作“有其名不務其實”的象征。應該說，《詩經》中的牽牛星、織女星，只是作為一種文化因子，開始進入文學系統之中的。但正是這種“因子”，為這個傳說的生成準備了潛在的文化條件。

　　先秦時期關于牛郎織女的文獻記載很少。到了兩漢，這種記載卻異常豐富起來。劉邦建都長安時，仿照天上的星辰建造自己的宮殿，把牽牛星、織女星的石人塑像也建到宮苑之中。張衡在《西京賦》中說：“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而班固所作的《西都賦》也有類似記載：“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云漢之無涯。”

　　1961年，考古發現印證了班固和張衡的記載：專家們在漢代昆明池遺址處發現了西漢遺物牽牛、織女石像。如今，這兩座石像被西安作為爭取牛郎織女傳說起源地的有力證據，但其實石像的存在，只能說明當時牽牛星、織女星已被人格化，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已形成。事實上，商周以來的帝王都城都采用了“象天”的建筑設計思想。秦始皇的都城咸陽，就是仿照天象來布局的，所謂“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劉邦的長安，只是繼承和發展了這種思想，整個長安城都是“法地象天”，仿照天上的星辰來建造。后來東漢劉秀的都城洛陽，也是如此“敬天、象天”。

　　星星與星星之間萌生愛情

　　牽牛星與織女星的“戀情”，大約萌發、形成于東漢時期。證據是《古詩十九首》里“迢迢牽牛星”的詠嘆：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詩中沒有直言牽牛、織女是夫妻，但織女終日思念牽牛，渴望相見，已有了生動形象和人的靈性與情感，而又“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動人的情節已經具備，隔河相望的兩顆星星，被編織入一幕恩愛夫妻受著隔絕之苦的愛情悲劇，坎坷的愛情展示出令人回腸蕩氣的藝術魅力。

　　東漢汝南南頓(今河南項城西南)人應邵編撰的《風俗通義》，則記述了牛郎織女相愛的另一情節：“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髡，因為梁以渡織女故也。”這表明，牛郎織女的故事在東漢十分活躍，每年以喜鵲為橋、七夕相會的情節，在民間廣為流傳，并融入風俗之中。

　　稍后的三國時期，更有不少詩文反映了這一內容。如曹植的《九詠注》說：“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可見牽牛、織女已成為詩人們表現愛戀和思念之苦的一種突出、常用的意象。

　　民俗專家劉向英在接受采訪時介紹，首次完整記載牛郎織女故事的，是南北朝殷蕓的《小說》——《月令廣義·七月令》：“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云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后遂廢織衽。天帝怒，責令歸河東，許一年一度相會。”

　　意思是說，天河東岸的織女星，是天帝的女兒，年年在機杼上紡織，織成了錦緞般的云霞天衣，由于勞累，沒時間修整容貌。天帝見她獨居十分可憐，便把她許配給河西的牽牛。但出嫁后，織女遂廢機杼，天帝大怒，責令她回到河東，允許他們一年相會一次。

　　而《荊楚歲時記》則另有記述：“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營窟中。”

　　這兩項記載，似乎都在對牽牛、織女相愛不能相聚做出解釋，但與后世的傳說大不相同，沒有什么情趣也沒有風花雪月的愛情，分別把織女塑造成懶媳婦，把牽牛塑造成欠賬不還的“老賴”，顯然投射了不同的人間百態，顯示了傳說定型前，關于牽牛織女故事的多樣性。

　　在這個時候，人們把牽牛、織女附會成“相思離別的男女”，但他們的身份，還都是人格化的星辰，或者說都是天上的神仙。所以當時七夕別稱“星期”，是星星與星星之間的期待和相會。

　　隨后，故事進一步演變、定型，牽牛成為南陽白河邊父母雙亡的放牛郎。至此，神話完全成為民間的傳說，神與神的相戀演變為神與人的愛情，并演繹出情節完整、婉轉凄惻的故事，成為中國歷史天空中的一抹亮麗彩霞，并充分體現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家庭婚姻模式以及封建禮教對人性、人情的束縛，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鮮明特征。

　　天上織女戀上人間牛郎

　　三國時，東吳孫權后宮有七位夫人同時受寵，據說這是后世“七仙女”的原型。在這七位夫人中，王夫人是南陽人，生子名叫孫休，后因失寵被迫搬出國都，居住在公安城，最后死在那里。

　　七位夫人中的潘夫人很有傳奇性。她父親是位官員，因貪污被處死，她與姐姐一起入皇宮為奴，在織房做苦工。一日，孫權撞見她，愛其俏麗，召其臨幸，成為妃子，后來她生子孫亮，是七房夫人中唯一登上皇后寶座的人。

　　此外，孫權的趙夫人特別善于織錦、刺繡，能在手指間用五彩絲線織成云霞、龍鳳圖案的錦緞，能織出輕薄柔軟如輕煙一般的幔帳，當時人稱趙夫人的紡織刺繡技術天下無雙。
　　湖北學者杜漢華經過深入研究認為，牛郎織女傳說中織女的形象，就是孫權這三位夫人的融合體。

　　杜漢華認為，牛郎織女的故事和“七夕節”的形成，是整個中華民族無數代人的創造，是“心靈之花的結晶”，其主要的源頭在漢水流域，可說是起源于漢水，定型于南陽。牛郎織女的星象擬人化地進入了民間的生活，與漢水流域民間的某些生活原型和神話傳說交融起來，形成更加有趣、深刻、感人的故事。

　　孫權的南陽籍王夫人，與夫君長久分離，故鄉人哀憐王夫人與孫權的長期分離，將她與潘夫人、趙夫人融合為一體，構成了民間傳說版織女的形象。另外，漢水流域的“穿天節”以及講述人與神相愛的“鄭交甫遇漢水女神故事”，也是牛郎織女傳說的源泉。

　　出現于漢代的牽牛織女愛情故事，與民間生活原型和其他傳說融會，最終由南陽人打造完工，成為織女與“南陽城西20里牛家莊”牛郎之間的婚戀故事，千古傳說由此定型。此后，雖然由于地域不同和文化差異，全國東南西北流傳的版本有所不同，但基本的情節甚至很多細節卻是相同的。

　　信陽師范學院的胡安蓮女士認為，神話轉化為傳說，蘊含了更為豐厚的文化內涵，是一次質的變化。她在其論文中說，神話與傳說有著本質的區別。其一，神話的主角是神，而傳說的主角是人；其二，神話思維是一種原始的思維，它是對原始時代自然與社會生活的反映，而傳說則明顯帶有封建時代的階級意識，深深地打上了各個不同時期的文化烙印；其三，在表述方式上，神話是粗線條的，而傳說則更加細膩、傳神；其四，神話的內容與主角是相對穩定的，而傳說的內容與主角則隨著時代地域的不同有著較大的差異。當“神”被賦予了人情、人性，天上的“神”就變成可親、可感的“人”，文明時代的思想特征、階級意識、倫理道德意識等自然融入其中。人們在故事中敘述人間的愛情，表現世態的炎涼，寄予對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使這個故事根植于中國文化，被深深地打上了傳統文化的烙印，也因此擁有了超越時空的生命力。

    胡安蓮認為，牛郎織女傳說的文化意蘊主要體現在：其一，牛郎織女是通過老牛的撮合而結合的，但后來又被王母娘娘拆散，被一道銀河阻隔，最終在二人不懈的努力下，每年七月初七可以見上一面，以敘衷腸。這就蘊含了中國封建時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講究門當戶對”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特點。織女是金枝玉葉，而牛郎是窮小子一個，他們的婚姻雖然被拆散，但二人最后可在七月初七見面，是一種超越門第出身、金錢權力，沒有朝三暮四，只有忠貞不渝的愛情，使這個傳說具有了一道閃亮的光輝。其二，這則神話傳說大力宣揚人性，歌頌人間真情，鞭撻人情中的炎涼。所以老牛成了歌頌的對象，它的助人為樂、成人之美、任勞任怨的品德在傳說中被大大渲染凸現出來。而牛郎哥、嫂則成了批判的對象。其三，故事中的牛郎是一位憨厚淳樸善良的人，表明傳統文化中對做人的基本要求，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而織女則是千百萬中國勤勞、善良的女性代表，他們的結合組成了一個男耕女織的家庭，自給自足，正是中國封建社會基本家庭模式和家庭生活的縮影。其四，牛郎織女二人婚后生下一雙兒女，可謂兒女雙全，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大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