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夸張地說，我們生活在漢字的海洋中，但很少有人去考慮那數以萬計的漢字是怎么來的。

　　每個漢字其實都來歷不凡。

　　每個漢字的創造其實都充滿了詩意的想像。

　　大約五千年前，在中原這片豐沃的土地上，先人以充滿好奇的目光打量著日月和星辰、森林和河流、百獸和群鳥，冥思苦想，試圖用符號把它們一一表達，構成另一個世界。

　　我們的祖先無疑找到了絕妙的表達方式，他們所創造的漢字，成為世界上使用歷史最為悠久的文字。

　　上世紀初，“漢字是民族落后之根源”的激進言論盛極一時，諸多赫赫有名的所謂“大家”都主張廢除漢字、使用拼音文字。但百年過去了，我們發現我們根本離不開漢字，在信息化的今天，古老的漢字其實有更多的優勢。

　　濮陽市南樂縣青石圍砌、長滿衰草的倉頡陵前，《南樂縣志》總編史國強告訴記者，相傳倉頡造字成功之時，“天雨粟，鬼夜哭”，那是一個令天地震驚的時刻。有了文字，歷史掙脫了時間的桎梏；有了文字，心靈的種種感悟得以凝固下來；有了文字，就有了開啟自然與智慧之靈的鑰匙，所謂“造化不能藏其秘”、“靈怪不能遁其形”。一切都會因神秘的文字而彰顯，一切都可因文字的創造而“傳于異地，留于異時”……

　　1998年，著名作家王蒙在成立已七十余年的紐約華美協進會上講演，有聽眾問：“為什么中國人那么愛國？”王蒙戲答曰：“第一，我們都愛漢字漢詩，第二，我們都愛中餐。”

　　仔細品味，此話雖是戲言，卻也是至理。

　　獨特的文化是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而漢字則是中國文化的基石。

　　偏僻的南樂縣吳村倉頡陵旁，有一處規模宏大的倉頡廟，是歷代祭祀這位“造字圣人”的所在，廟成1800多年來，雖然也曾歷經劫難，但那份懷念和尊崇深遠綿長，無法斷絕。直到今天，那里的人們還在向我們的“斯文鼻祖”表達著自己的敬意。

　　“斯文鼻祖”享祀千年

　　前往倉頡陵采訪時，正是玉米收獲的季節，陽光慷慨地灑滿大地。趁著日頭好，農民們將金燦燦的玉米穗掛滿了墻壁，擺滿了院子，甚至也鋪滿了通往倉頡陵的馬路的一半路面。我們的車緩緩沿路而行，雞鳴狗吠聲中，村莊和田野顯得寧靜而安詳。

　　倉頡陵與倉頡廟是豫北冀南一帶的著名古跡，位于濮陽市南樂縣西北十多公里的吳村附近。這里是河南省的邊緣，站在倉頡廟藏甲樓的高臺上，南樂縣文化局工作人員任艷兵指點著圍墻告訴記者，這墻就是省界，墻以北的玉米地都是河北的了。用當地話說，這地方是“一腳踏兩省，一手摸三縣（河北的魏縣、大名縣和河南的南樂縣）”。

　　作為南樂人，任艷兵顯然為家鄉的這處古跡感到自豪。她告訴記者，倉頡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他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古文明完成了一次跨度巨大的騰飛。相傳他觀鳥獸行跡、山川體勢及萬物形態創造了古文字，結束了遠古先民結繩紀事的歷史，后世尊之為“字圣”，民間也把他叫做“造字圣人”、“斯文鼻祖”。

　　據廟內保存的元朝延祐年間的殘碑和史籍文獻記載，倉頡“生于斯，葬于斯，乃邑人之光也”。倉頡廟原稱倉頡祠，始建于東漢永興二年（公元154年），是依倉頡陵而建的。在古代，逢年過節地方官員和文人雅士都會前往祭祀朝拜。現在每年農歷正月二十四（傳說是倉頡的生日），倉頡廟還保持著古老的傳統，附近各縣十來萬群眾趕到這里舉行盛大的廟會。在1800多年的歲月里，由于兵燹和自然災害，倉頡廟歷經多次劫難，但屢毀屢建，“歷漢唐以來，未嘗稍替”。最近的一次劫難，發生在38年前。

　　1966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之火燒到南樂，當時的南樂縣委書記崔毅試圖阻止紅衛兵扒掉倉頡廟，結果被圍攻、游斗，后來不明不白地死去。而倉頡廟最終被紅衛兵扒掉，此后30多年成為廢墟。

　　“文革”暴行辱沒斯文

　　在南樂縣，最了解倉頡陵古今變遷的，要數《南樂縣志》總編史國強。他說自己一輩子就干了兩件事：修縣志和研究倉頡陵。

　　史國強是1950年生人，他就出生在倉頡陵附近的吳村。他小時候，村里人都把這里叫做“倉子爺墓”，老百姓對其十分尊崇。村子南邊的漳河（古代為繁水河河道）時常漲水，老百姓傳說，漲再大的水也淹不住“倉子爺墓”——水漲墳也漲！周圍十里八鄉的，誰家想要孩子，都去墳上薅草，民謠說“薅個草兒生個小兒，刨個根兒生個妮兒”。婦女去墳上拔了草，用紅繩子系了，壓在席下，據說很靈驗。這一帶的人叫“倉”的很多，那都是在“倉子爺墓”求來的孩兒。史國強說，或許就因為這些民間的靈異傳說，那時候的倉頡廟保護得很好。

　　在史國強的記憶里，倉頡廟是個很幽僻的地方。那時去村外玩耍或者去地里拾麥穗時常去廟里，印象中蛇特別多，一不小心就會看到墻縫中蛇伸出頭吐著信子，有時推開廟門進去就能踩著蛇。在少年史國強看來，倉頡廟是個很“神”的地方，經常有考生的家長來許愿、還愿。

　　那時候的倉頡廟主體建筑是明代的，保存基本完好。16歲時，史國強親眼目睹了這座紀念“字圣”的廟宇被瘋狂的人群拆毀。

　　那是1966年，南樂縣的大批紅衛兵來到倉頡廟，準備動手扒房。當時的南樂縣委書記崔毅乘坐吉普車趕到現場，向紅衛兵大聲講話，跟他們商量只把廟里的神像扒了，廟留下來做學校。沒等他說完，紅衛兵們“呼呼”圍過去，把他從吉普車上揪下來，推推搡搡地掛了牌子批斗。后來，崔毅在一個夜晚不明不白地死去，一根勒在脖子上的鐵絲使他離開了人世。

　　前些年編寫《南樂縣志》時，史國強找到了當年拆廟的一張老照片，他小心地保存了下來。記者看到，腰束皮帶、頭戴軍帽、臂裹紅袖標的數十名紅衛兵站滿了屋頂，手舉磚頭和鐵錘，表情嚴肅地作砸房狀。照片的題頭寫著一行白字：“南樂中學和縣直機關的紅衛兵和革命小將開始砸碎這個反動統治階級留在吳村的最后一個反動堡壘——侖頡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革命小將把“造字圣人”的名字都寫錯了。

　　沒有人會想到，20世紀初期出現的蔑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潮，在喪失理性的“文化大革命”中，以扭曲的形式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史國強說，紅衛兵撤走后，山門、拜殿等古建筑都成了一堆磚瓦，石碑也大多被砸斷了，倉頡廟成了廢墟。吳村人對“倉子爺”的敬畏之心似乎也隨之崩潰了，村民開始爭搶倉頡廟的磚瓦，蓋房、蓋豬圈用了。雕刻精美的石望柱也被生產隊弄走，有的蓋了牲口棚，有的豎在地上拴牲口。

　　不久村里有人開始打“倉子爺墓”的主意，想挖些寶貝出來，可到動手的時候，對“倉子爺”的畏懼突然又強烈起來，誰也不敢下手。村里的干部把“地、富、反、壞、右”等五類分子叫來，逼著他們去挖。五類分子們怕得要死，可又不敢不挖，戰戰兢兢地扒開了大冢，結果什么寶貝都沒有挖出來，只有一些破爛的盆盆罐罐。挖寶的人們大失所望，棄之而去。

　　但幾年以后卻有人發現，這些盆盆罐罐的確是“寶貝”！

　　意外發現倉頡陵是遺址

　　1973年，河南省為各縣培養文物工作人員，在鄭州大學舉辦為期一年的文博速成班，史國強被選送參加學習。畢業回家時，他再次來到幾為平地的倉頡廟，隨手翻看7年前挖“倉子爺墓”挖出來的陶片。他驚奇地發現，被村民丟棄的這些東西真的是寶貝！這些陶片分明是龍山文化的遺物。仔細尋找，他又找到了石斧、石鐮等。把找到的東西弄了一大包，史國強就返回鄭州，經省博物館的老師們鑒定，意見相當一致：這的確是龍山文化遺物，可以初步斷定，倉頡陵是龍山文化遺址。

　　對存在了1800多年的倉頡廟和歷史更悠遠的倉頡陵來說，這可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因為倉頡是傳說時代的人物，關于他的遺跡都被認為是后世附會的。而倉頡陵正好坐落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上，這就使其真實性大大增加了。歷史有時候就是那么偶然，“文化大革命”蔑視傳統的行為，反而讓傳統走近了我們。

　　1973年和1977年，有關部門先后兩次在倉頡陵進行了調查和試掘，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1.5萬平方米。1999年，經省文物局批準，南樂縣再次對該遺址進行試掘，在地表3米下，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堆積4米多厚的文化層。經批準的發掘面積很小，開口21平方米，實際接觸文化層僅6平方米，但出土的文物卻十分豐富，主要為龍山和仰韶時期的器物，有石器、蚌器、骨器和陶器等百余件。發掘中發現了卜骨，但很遺憾的是沒能找到刻畫的符號。考古人員發現，在試掘區域的東邊，文化層的堆積更為豐富，可惜未經批準，不能進行發掘。

　　史國強本來被留在省博物館工作，但在上世紀70年代末他要求調回南樂。此后，他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倉頡陵的研究上，后來又在這里發現了漢代建筑構件等重要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