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風中，記者默默注視著一座青石圈起的大墓冢，久久不愿離去。遙遠的傳說時代有太多的未解之謎，但千百年來，人們無疑已經將這里當作中國文化重要的根脈表達尊敬與感恩之心。

　　倉頡陵及倉頡廟占地30多畝，主要建筑有仰圣門、朝天門、萬古一人殿、碑亭、六書殿、字圣坊、造書臺、藏甲樓、碑林等。在兩省交界的偏僻所在，建筑規模堪稱宏大。

　　廟內的石刻和牌匾上，沒有太華麗的詞語，似乎面對這位“斯文鼻祖”，古今的文人中沒誰好意思“弄斧到班門”，在“字圣”面前炫耀自己的文采。而面對這樣真正勛塞天地的人物，僅把內心的贊頌脫口而出，卻也渾然成不凡氣度。澶淵之盟后，北宋名臣寇準專程祭拜倉頡廟，留下的字跡是：“盤古斯文地，開天圣人家。”明代名臣李養正寫得更簡練：“三教之祖，萬圣之宗。”還有人把“字圣”和盤古并稱：“盤古開天劈混濁，倉頡造字別蒙昧。”

　　盡管如今的學術界有爭議，盡管漢字的發展和成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沒人可以否認一個既成事實：倉頡已被歷代奉為漢字的發明者。

　　世界上曾經存在過的其他古老文字，早已失去了記錄語言的功能而成為歷史的陳跡，例如古埃及的圣書字、蘇美爾象形文字等等。只有漢字從古代一直沿用至今，而且在人類進入新千年后，顯示出日益強健的生命力。倉頡這個名字，也將伴隨著漢字“不廢江河萬古流”。

　　“讓你知道倉子爺的厲害”

　　“大名府知府向胤賢捐銀10兩，未給。”南樂文化局工作人員任艷兵為記者做講解時，走到一座高大的方碑跟前，笑嘻嘻地順手折了棵枯黃的蒿草，指著碑陰高處刻的小字給我看。那是當時官紳捐銀的記錄，當時南樂縣歸屬大名府管轄，不知是誰如此大膽，敢在知府大人的名字后面刻上“未給”字樣？

　　倉頡廟古碑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兩座高大的方碑。一般的碑都是扁的，這兩座卻很另類：又寬又厚，方方正正，看上去很“壯實”。大方碑位于一個數米深的水泥砌的池子中。南樂人說，這是明代天啟年間立的碑，300多年的時間被淤埋了近一半。“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想砸了這碑，虧得這碑厚實，又有近一半埋在土中，紅衛兵費了半天勁兒也沒毀掉。前些年挖去了方碑周圍的土，形成了這個池子，把碑整個展示出來。

　　兩座方碑東西相峙，儼如雙闕，寬、厚均約70厘米。正面分別刻著“三教之祖”、“萬圣之宗”，是明代天啟年間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養正的手筆。碑側刻有“重修史皇倉夫子文廟重門記”，由當時的吏部尚書崔景榮撰文，工部尚書李從心書丹。文中將倉頡列為孔子前的圣人，大加稱贊。

　　任艷兵說，這兩座方方正正的石碑，后面卻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明朝天啟年間，倉頡廟房屋傾頹，朝廷大員李從心、李養正等人倡議重修，地方百姓踴躍捐資，大名知府向胤賢為人吝嗇，但為了討好李從心等人，聲言捐銀10兩，大名府屬下10多縣的縣令也跟著聲言各捐5兩，但銀子卻遲遲未給。

　　南樂知縣葉廷秀主持重修，并刻碑記事。碑成后向知府催要銀兩，誰知向胤賢一文不給，各縣知縣聽說此事，給了不是不給也不是，于是每人只捐了一兩。葉廷秀是個幽默而耿直的人，心想我這碑都給你刻上了，你說了不算？這可是給倉子爺修廟，別以為你耍賴了沒人知道，我讓你知道知道倉子爺造的字有多厲害！

　　于是他令工匠在向胤賢的名字后加了兩個字：“未給”，各縣知縣名后均加了四個字：“只給一兩”，而在他自己的名字后也加了幾個字：“足數色（捐出的銀子數量和成色都夠）”。

　　后來向胤賢和各縣知縣知道了這事，心中恨死了葉廷秀，可誰也不敢追問，只有吃個啞巴虧拉倒。再后來到倉頡廟的人，看到這幾行字，沒有不發笑的。

　　南樂人都很喜歡談論葉廷秀，認為他是個性情中人，也是個可愛的好官，在南樂流傳著他很多故事。他們說，“要擱現在，領導不掏那還不自己墊了？哪敢去催要？更有誰敢像葉廷秀這樣？”

　　葉廷秀是濮陽范縣人，幼年家貧，曾隨母親在南樂要飯。為官時清廉正直，后來官至監察御使。清兵入關后，他在范縣加入抗清義軍，擔任軍師，兵敗被俘，英勇就義。

　　葉廷秀主持修建的倉頡廟，在大地上屹立了340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拆毀。

　　漢字與民族自信心

　　在中國古代，充滿文化自信的中國人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漢字的生存價值會被懷疑。但這種懷疑真的發生了，并且聲勢浩大，幾成定論。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風東漸，全盤西化的呼聲在中國不斷高漲。“難讀難認”的漢字一時之間成了眾矢之的，甚至到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地步。譚嗣同號召“盡改象形文字(即漢字)為諧聲(即拼音文字)”；蔡元培認為：“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盡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母了”；錢玄同則宣布:“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筆畫是治標的辦法”；陳獨秀也說：“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魯迅認為，“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而結論似乎是漢字已經過時，必須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于是，漢字改革在半殖民地或后殖民主義的“呼聲”中沉重地開始了，直至20世紀80年代，仍然有人因漢字難以輸入電腦而判定漢字與電子信息時代無緣。

　　楊振寧先生前些年在香港的一次演講中說：“世界的變化如此巨大，而一百六十年間中華民族的歷史才是真正翻天覆地的歷史。一百六十年的前一半，是一個曾有輝煌文化的、富有自信心的民族的悲慘沉淪史——從泱泱大國、天之驕子，淪為任人宰割、民不聊生的次殖民地。比受到外國人欺凌與鄙視更可怕的，是中華民族自己徹底喪失了自信心。‘種族退化論’與‘廢除漢字論’更是百分之百沒有自信心才會萌生的說法。”

　　有學者對這種說法并不完全認同。他們認為，中華民族在過去的一百年里充滿文化自卑，這是事實。但那些文字改革者并不都是對自己的民族“百分之百沒有自信心”，他們的心態大概是急切地希望找到強國之道，來不及深入探究漢字對中國文化的重要。

　　漢字最大的優勢在于具有超時空性。

　　漢字的超時間性就在于古今可通，兩千年前文獻中的漢字，我們今天照樣認識。雖然漢字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但是由于古今漢字結構方式、結構體系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今天的我們看起來并沒有太多障礙。而１００年前的拼音文字，今天一般人就很難讀懂，只有專家才能知道其意義，因為拼音文字要隨詞語讀音的變化調整自己的拼寫。如果漢字全部拼音化、拉丁化了，中國所有的古籍將在五十年內不再有人懂，文獻將成為天書，只有從事語言和文獻研究的專家能讀。汗牛充棟的經史子集，只消一代兩代人就會因無人認識而失傳，幾千年文化僅在文字的斷代中就成為無根的文化。

　　漢字的超空間性，就是具有特殊的溝通方言的作用。中國各地方言差別很大，河南人聽粵語、閩南語等如同聽外語，可大家寫出來的都是方塊字，成為共通的中介語。數千年來漢字凝聚了在廣大地域生存的中華民族，促成了文化上的高度認同。如果漢字拼音化，這種凝聚作用將不復存在。所以王蒙先生認為，獨特的文化是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而漢字則是中國文化的基石。

　　隨著電腦技術的進步，漢字被證明更適合信息化時代的需要。

　　南樂重修倉頡廟

　　葉廷秀主持修建的倉頡廟存在了３４０年，在被紅衛兵拆毀后的３４年，又在南樂大地上得以重建。

　　事實上，倉頡廟原有的建筑構件和古代石碑，在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就得到了保護。

　　1981年，在南樂文化館做文物工作的史國強，發現吳村一個水渠的出水口鋪著塊石頭，竟然是明代弘治年間的倉頡古遺像碑。他叫自己的妹夫用架子車把石碑拉到了縣文化館，并給了妹夫30元錢，讓他買磚將水渠再鋪好。隨后，更多的石碑和建筑構件被保護了起來。

　　從１９９４年開始，南樂縣開始著手修復倉頡陵及倉頡廟，至２０００年修復工作全部完工，規模宏大的倉頡廟和石獸護衛的倉頡陵再次矗立在大地上。那些雕刻精美的古代石碑、石獸和建筑構件，被人們從各個角落找出來用上了，讓新建筑有了點兒古舊的韻味。

　　從南樂人的言談舉止中，記者分明感覺到了他們因擁有倉頡陵、倉頡廟所產生的那份自豪和榮耀。的確，這樣的遺跡讓南樂的歷史光彩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