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維順利地執掌朝政、軍政，魏延是一大障礙，因為魏延在朝中、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時論必當以代(諸葛)亮”《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為了排斥異己，諸葛亮不惜毀掉蜀漢的國之棟梁，欲將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雖然同諸葛亮有密切關系，但畢竟不是諸葛亮的臨終遺命，殺害魏延的罪魁禍首是楊儀，當然費祎、蔣琬、董允等人也負有一定的責任。魏延與楊儀的矛盾由來已久，魏延驕狂，楊儀自負，兩人關系勢同水火。“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并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三國志》卷四十四《費祎傳》。已鬧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對魏、楊沖突，諸葛亮是如何表態的呢?史載：“亮深惜儀之才干，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三國志》卷四十《楊儀傳》。從表象上看，諸葛亮裝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不忍有所偏廢”，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時，卻已經將權力和情感的天平傾斜到楊儀一邊。魏延未能參與諸葛亮的臨終決策，又被安排為斷后將軍，這就等于授予楊儀以全軍的最高指揮權。
　　
    諸葛亮死后，楊儀“秘不發喪”，又命費祎試探魏延的意圖和打算。魏延對費祎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后將乎!”同②。魏延此話，若以官階而論則不為亂，若以公私而論則不為不當。對于蜀國而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諸葛亮一人身死，便將兵臨渭水、逼近長安的十萬大軍撤回，棄北伐之大業，豈不是以私廢公。再則，諸葛亮死后，姜維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軍事才干遠遠超過姜維，為何不能繼武侯之志，擔當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楊儀之上，也根本沒有必要服從楊儀的指揮。正因為如此，魏延才“與費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也就是說他與費祎重新商量了治喪的步驟：誰護送諸葛亮靈柩回蜀，誰帶兵繼續北伐，兩人共同簽名，準備向部隊傳達。可費祎卻口是心非，尋求脫身之策，他騙魏延說：“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以此為借口，“費祎出門馳馬而去”，并隨即背信棄義，助楊儀整軍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覘儀等”，才發覺上當，大軍已經“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魏延當然大怒，趁著楊儀行軍遲緩，搶先一步，“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魏延的意圖很明確，因楊儀掌握了全軍的統帥大權，故無法與之較量，所以只能趕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楊儀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劉禪上表，皆稱對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無主見的劉禪判斷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蔣琬、董允都是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與同僚關系一向不好，“平時諸將素不同”，“當時皆避下之”，故而蔣琬、董允“咸保儀疑延”。于是劉禪遂命“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準備*魏延。但不等蔣琬兵至，魏延已被楊儀所殺，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養外家何氏，后復姓王”。)
　　
    魏延為何不趕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勢兵力對抗楊儀呢?揣測原因，大概是劉禪派蔣琬*魏延的消息其已經獲悉，他已沒有機會進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實真相了。在此情況下，形勢對魏延當然極為不利，被王平臨陣一叫罵：“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魏延所部立刻軍心動搖，“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其實，所謂的“曲在延”也是表象，當兵的怎會知道上層斗爭的內幕?他們只知服從劉禪和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楊儀這一邊，認為魏延反叛，不愿追隨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說，魏延部下這樣做和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是無關的。
　　
    在“軍皆散”的情況下，魏延無奈，只得“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于儀”。于是楊儀用腳踩著魏延的腦袋，嘲笑說：“庸奴，復能作惡不?”之后楊儀又“夷延三族”。《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一代名將魏延就這樣身死族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魏、楊內訌以魏延徹底失敗而告終。魏延的失敗有主客觀的原因。從客觀上分析，魏延遭到諸葛亮多年的打擊和排斥，加上楊儀、費祎等人的嫉恨，處境艱難，勢單力薄。從主觀上分析，魏延本人在這場突發事件中頭腦發昏，處置失宜，他不該輕信費祎，也不應在退軍途中燒毀主力部隊回歸的“閣道”，授人以“謀反”之柄，更不該“據南谷口”，以所部數千之眾去對抗楊儀的十萬大軍。這完全是以卵擊石，自不量力。我認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韓信確實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軍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卻顯得幼稚，缺智少謀。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給魏延下了這樣幾句評語：“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沖外御，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楊戲肯定了魏延“折沖外御，鎮保國境”的功勞，嘆息他不能善始善終，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協不和”、桀驁不馴的性格，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謂魏延“謀反”說，那完全是羅貫中捏造的罪名。陳壽對此已經下了結論：“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對頭楊儀倒似乎是“腦后長有反骨”。楊儀誅殺魏延后，自以為“功勛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屬。豈知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后主僅給楊儀一個虛銜，“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于是楊儀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費祎密報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楊儀被廢為庶民，儀“復上書誹謗”，遂下獄治罪，“儀自殺”。

    楊儀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畢竟也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