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鰲山”——蘇軾青年時手書

    得《史記》筆意，正《史記》訛漏的史學家
 
    蘇軾沒有歷史專著，但寫了大量單篇史論；蘇洵所著《史論》是一部很重要的歷史著作；蘇轍應(yīng)制科試所上《進論》含有史論，晚年又撰《歷代論》，多為歷史人物論。

    在史學領(lǐng)域，蘇洵、蘇轍的成就高于蘇軾。蘇軾沒有歷史專著，但寫了大量單篇史論，其中以應(yīng)制科試所作的二十五篇《進論》和晚年所作的《志林》中的史論部分為最有名。蘇洵撰有《史論》上中下三篇，系統(tǒng)闡述了他的史學觀；又與姚辟合著《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因歐陽修以參知政事為此書提舉官，有些書目往往列在歐陽修名下。這既是一部禮書，又是一部史書。《中國叢書綜錄》即歸入史部。蘇洵《史論上》論經(jīng)、史異同，認為其同有二：其義(寫作目的)同：“史與經(jīng)皆憂小人而作”；其用(具體要求)同：“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其別有三：經(jīng)、史都離不開事、詞、道、法，但側(cè)重點各有不同，“經(jīng)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jīng)靠史證實褒貶，史靠經(jīng)斟酌輕重，二者作用不同而又相互為用；經(jīng)為“適于教”的需要，或“隱諱而不書”，故經(jīng)非實錄；史是“實錄”，其中有可遵循者，有不可遵循者，故史非 “常法”。儒家的傳統(tǒng)觀點是把經(jīng)奉為文章的最高典范，蘇洵卻經(jīng)史并重，認為二者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經(jīng)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jīng)無以酌其輕重”。《史論中》論修史的四種方法：“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他闡明了史書的真實性同政治性(教化作用)的關(guān)系。史書是 “一代之實錄”，必須如實地反映客觀歷史情況；但又不能作純客觀的記述，而應(yīng)通過作者對史料的精心剪裁和安排，表現(xiàn)作者的愛憎和褒貶，體現(xiàn)道與法，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對于“功十而過一”的人，本傳記其功，他傳發(fā)其過，這樣，既忠于史實，又達到了褒善的目的；對于“過十而功一”的人，既要記其過，又要詳記其功。這樣，既能懲惡，又能開其自新之路。這就把史書的真實性和教化作用統(tǒng)一起來了。《史論下》歷評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后漢書》、陳壽《三國志》的得失。蘇洵說：“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但指責司馬遷“裂取六經(jīng)傳記”雜于《史記》之中，指責班固“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歷史就是歷史，是既成事實，可以刪其繁冗，補其遺漏，糾其謬誤，但不能再創(chuàng)造。若已無冗可刪，無漏可補，無謬可糾，則照抄前人記述比把前人記述改頭換面以充己作，倒是更老實的治史態(tài)度。但班固照抄司馬遷、揚雄的記述而不知剪裁，以至造成體例不統(tǒng)一。蘇洵強調(diào)史書必須忠于史實，指責班固“貴諛偽”，陳壽帝魏而臣吳蜀，都是不忠于客觀歷史實際的表現(xiàn)。蘇洵的多數(shù)觀點，均切中前四史的要害。雷簡夫稱其“《史論》，真良史才也”，“得(司馬)遷史筆”（邵博《聞見后録》卷一五），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稱其“評騭諸家如酷吏斷獄”，并非虛美之詞。

    蘇轍與蘇軾一樣，應(yīng)制科試所上《進論》也含有史論，即“上自三王而下至五代”的朝代論十二篇，晚年又撰《歷代論》四十五篇，多為歷史人物論。蘇轍有史學專著《古史》，是為糾正司馬遷《史記》之訛，補充其佚而作。蘇籀《欒城遺言》說：“公年十六為夏、商、周論，今見于《古史》。”可見蘇轍《古史》也是從青年時代起就開始撰著，但主要是兩次貶官筠州(今江西高安)時完成的。其《古史序》中說：“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后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其《后記》云：“堯舜三代之遺意，太史公之所不喻者于此而明；戰(zhàn)國君臣得失成敗之跡，太史公之所脫遺者于此而足，非閑廢有所不暇者也。”元人劉塤《隱居通議》卷一五稱“其所作《古史》，則議論高絕，又非坡所及”。

    蘇轍亦長于當代史，其《龍川略志》十卷、《龍川別志》四卷(今本為上下兩卷)，《穎濱遣老傳》（自傳）兩卷，均屬當代史。蘇轍一生曾見過朝廷很多名臣，如歐陽修、張安道、韓琦、司馬光、王安石等等。元祐年間在朝時，劉貢父曾對蘇轍說：“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堙滅不載矣。君茍能記之，尚有傳也。”(《龍川別志序》)但當時他政務(wù)繁忙，無暇記這些名臣言行。晚年貶官循州(今廣東龍川)，他完成了《龍川略志》、《龍川別志》。蘇軾晚年寫了很多即興式的筆記，而蘇轍的《龍川略志》、《龍川別志》的寫作卻是有計劃的，《略志》記所歷，《別志》記所聞。《東坡志林》記了很多奇幻怪異的事，表現(xiàn)了蘇軾對新奇事物的濃厚興趣。《略志》、《別志》所載，除少量煉丹術(shù)、養(yǎng)生術(shù)外，絕大多數(shù)都是嚴肅的朝政。蘇軾的筆記，文學色彩濃，具有較高的美學價值。蘇轍的筆記政治色彩濃，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正如《四庫提要》卷一四W 所說：“《略志》惟首尾兩卷記雜事十四條，余二十五條皆論朝政。蓋是非彼我之見，至謫居時猶不忘也。……《別志》所述多耆舊之余聞。朱子(熹)生平以程子 (頤)之故，追修洛蜀之舊怨，極不滿于二蘇。而所作《名臣言行錄》，引轍此志幾及其半，則其說信而有征，亦可以見矣。”朱熹對蘇轍《龍川略志》和《龍川別志》的重視，充分說明二書對了解元祐之政和北宋名臣言行，具有重大意義。
 

河南郟縣三蘇墳“青山玉瘞”坊

    具有離經(jīng)叛道傾向的思想家
  
    蘇洵一反孔孟的傳統(tǒng)觀點，認為“利之所在，天下趨之”。蘇洵與王安石的分歧，蘇軾與程頤的分歧都在于認為他們不盡人情，蘇轍思想尤雜。

    三蘇父子都是具有離經(jīng)叛道傾向的思想家。傳統(tǒng)的儒家觀點總是以禮抑情，以義抑利。宋代的理學家更進一步宣揚“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程頤)。蘇洵一反孔孟“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傳統(tǒng)觀點，在《上皇帝書》中認為“利之所在，天下趨之”。在《利者義之和論》中說：“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亡。”

    三蘇文集中都有《六經(jīng)論》，《蘇軾文集》中的《六經(jīng)論》實為蘇轍《欒城集》中的《六經(jīng)論》，《欒城集》為蘇轍自編，《蘇軾文集》為誤收。但蘇軾論及六經(jīng)的地方也很多，以人情說解釋六經(jīng)可說是三蘇父子的共同特點。蘇洵《易論》認為，“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圣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于亂也，然后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此圣人用其機權(quán)，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于無窮也。”在蘇洵看來，《易》之所以要寫得茫茫冥冥，神秘莫測，無非是圣人利用人之常情，對那些“新奇秘怪”的事物特別尊崇的心理，來維持其對圣人之道的敬畏。蘇洵實際上是把儒家視為神圣的《易經(jīng)》看作神道設(shè)教，看作愚民手段，以使天下之人把圣人之道當作宗教來信仰。這樣看待《易經(jīng)》，確實是大不恭的。《朱子語類》卷一三W云：“看老蘇《六經(jīng)論》，則是圣人全是以術(shù)欺天下。”

    蘇洵與王安石的分歧，蘇軾與程頤的分歧都在于認為他們不盡人情。蘇洵《辨奸論》說：“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洗濯），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蘇軾與理學家程頤鬧得冤冤不解，形成洛蜀黨爭，重要原因也是蘇軾厭惡程頤不近人情，其《杭州召還乞郡狀》說： “臣又素疾程頥之奸，未嘗假以色詞，故頥之黨人無不側(cè)目。”《宋史紀事本末》卷四五說：“頤在經(jīng)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

    三蘇都是深受儒、釋、道影響的大雜家，蘇轍思想尤雜。他們都與僧人、道士往來密切。蘇洵有《彭州圓覺禪院記》、《送蜀僧去塵》、《題仙都觀》等詩。北宋興起一股疑古思潮，他們的學術(shù)著作都是這一疑古思潮的產(chǎn)物。陸游說：“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西漢經(jīng)學家)，鄭康成(即鄭玄，東漢經(jīng)學家)，況圣人乎!自慶歷后，諸儒發(fā)明經(jīng)旨，非前人所及。然而排《系辭》，廢《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jīng)，況傳注乎?”(見王應(yīng)麟《困學紀聞》卷八《經(jīng)說》)蘇轍的《孟子解》不止“疑《孟子》”，甚至斥《孟子》“為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蘇軾偏重于從政治上反對佛教、道教，他的《子思論》、《荀卿論》、《韓非論》、《韓愈論》都認為正是老、莊的“輕天下萬物之術(shù)”，造成了法家的“敢于殘忍而無疑”，結(jié)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韓非論》)。蘇轍在儒、釋、道問題上提出了很多大膽觀點。蘇轍晚年作《老子解》，主張儒、釋、道合一，實際上在他青年時代所作的《老聃論》中已經(jīng)提出來了。他認為老、莊反對各 “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主張“無所是非”的觀點符合《論語·微子》的“無可無不可”的主張；老子既講“常欲無，以觀其妙”，又講“常欲有，以觀其徼”；既講“無之以為用”，又講“有之以為利”；佛家既講斷滅，又講“無斷無滅”，認為這些主張“亦近于中庸”。他公開反對以周公、孔子之言論作是非標準。他說：“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未嘗得其要也。”因為他們都以周、孔之言去駁佛、老之言，而佛、老之徒根本就不相信周、孔之言，因此，他認為“老聃、莊周之言不可以周、孔辯”。這就像與鄰里辯論，“而曰吾父以為不然”，誰會以你父親的話為是非標準？要怎樣才算“得其要”呢？蘇轍認為只能 “平心而觀焉，而不牽乎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與語此”。只能就觀點本身的“是非利害”進行辯論，只有那些“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的觀點才是“天下之道”。早在宋代，蘇轍就這樣明確地反對以周、孔之言為是非標準，是大膽的、深刻的。經(jīng)過蘇轍的“平心而觀”，他認為老、莊學說比楊朱、墨翟之言深刻得多，全面得多。楊朱主張為我，墨翟主張兼愛，“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老、莊就不是這樣：“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于無有，此其思之亦曰詳矣”；“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謂不深矣”；“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均見《老聃論》)這簡直是公開為老、莊思想唱贊歌。蘇軾多批評佛、老對治國的危害，蘇轍則認為即使在治國上，儒、道兩家亦各有所失，各有所得：“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所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御試制科策》)由此可見，在對佛、道的態(tài)度上，蘇軾兄弟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蘇轍不僅政治觀點比蘇軾尖銳激烈，而且他的學術(shù)思想也比蘇軾更加復雜和大膽。

    結(jié)語
   
    在三蘇中，一般更推崇蘇軾，但我認為更應(yīng)推崇蘇洵，他對兩個兒子進行了精心的教育，為我們培養(yǎng)出蘇軾、蘇轍這樣的一代文豪。前人經(jīng)常論及這點：“時名誰可嗣，父子盡賢良”(韓琦《蘇洵員外挽詞》)； “一門歆、向(劉歆、劉向)傳家學，二子機、云(陸機、陸云)并雋游。”(張燾《老蘇先生挽詞》)清人邵仁泓在《蘇老泉先生全集序》中說：“二蘇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異也。老泉先生中年奮發(fā)，無所師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韓、歐，以傳之二子，斯足異也。間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大約以雄邁之氣，堅老之筆，而發(fā)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極天人，次之修明經(jīng)術(shù)，而其于國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于翰墨間。先生之文，蓋能馳騁于孟(子)、劉(向、歆)、賈(誼)、董(仲舒)之間，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繼韓、歐，下開長公(蘇軾)兄弟。”這段評論相當精彩，它首先強調(diào)了蘇洵能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頗不容易。蘇軾兄弟幼而習之，又有家父培養(yǎng)，能成一家，不足為奇。而蘇洵發(fā)奮既晚，又無師承，全靠自己摸索，而能與孟、劉、賈、董抗衡，上繼韓、歐，下開蘇軾兄弟，確實是了不起的。

    主講人：曾棗莊
 

    曾棗莊，1937年1月20日生，四川簡陽人。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現(xiàn)為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教授。與劉琳共同主編有《全宋文》1.1億字，另主編有《中華大典·文學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1200萬字。在個人研究方面，早年從事杜詩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后從事三蘇研究，先后著有《蘇洵評傳》、《蘇軾評傳》、《蘇轍評傳》、《三蘇傳》、《蘇詩匯評》(全四冊)、《蘇詞匯評》、《蘇文匯評》、《蘇軾研究史》。后研究領(lǐng)域有所擴大，出版有《論西昆體》、《宋文紀事》(全二冊)、《集部要籍概說》、《宋文通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