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翻譯和教育史上都是非常有影響的人物。而瞿秋白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曹靖華走上革命文學道路的領路人和指導者，共同的革命目標使他們最終成為摯友，攜手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20年12月，曹靖華考入上海漁陽里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同時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他又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選派的前往蘇聯留學的第一批學員，1921年五一節過后從上海出發，同行的有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蔣光慈、韋素園等。到達蘇聯后，他們進入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這個學校是共產國際辦的，為東方各國各民族培養革命干部。學員按國籍分班編組，為中國學生成立了中國班，由蘇聯人講課，中國人翻譯。瞿秋白、李宗吾等擔任過課堂翻譯，這是曹靖華與瞿秋白的初識，也是他們友誼的開始。

　　瞿秋白早年曾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職，并考入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學習。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旋被派到蘇聯擔任兩家報社常駐莫斯科的記者。他當時雖未加入團組織，但卻是個思想進步、擁護革命的熱血青年，精通俄語，對蘇聯的情況比較熟悉，所以被聘擔任翻譯。當初靖華俄語基礎較差，秋白總是把俄語翻譯成漢語，幫他理解和學習。曹靖華特別喜愛文學，瞿秋白當時在文壇已有很高聲譽，曹靖華就經常到富有文才、熱衷于文學的瞿秋白那兒去，共同的愛好很快就把他們連在了一起。

　　在蘇聯，對曹靖華影響最大的是瞿秋白。秋白精通俄語，靖華常去求教，得到了熱情的關懷與幫助。瞿說：“蘇聯是一座革命的寶山，要把這革命的寶貝盡量運回祖國”。他親眼見瞿抱病寫了《莫斯科的赤潮》、《共產主義的人間化》等通訊，還撰寫了許多介紹列寧、共產國際綱領與策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等方面的文章，把蘇聯的真實情況介紹給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瞿秋白的教誨和強烈的使命感，使曹急切地感到應該把俄羅斯進步文學和蘇聯文學迅速地介紹給中國人民，就這樣，開始了文學翻譯的嘗試。從事文學翻譯，使他成為當時中國文壇上最早介紹俄羅斯進步文學和蘇聯文學的作家之一。

　　1923年初，瞿秋白回國主管中共中央宣傳方面的工作，并擔任《新青年》的主編。此時已回國的曹靖華帶著第一部譯著、契訶夫著的《狗熊》（即《蠢貨》）前往請教，由瞿在《新青年》上發表，并勉勵他說：“中國文藝團體太貧瘠了，希望你多學習，多介紹，做一個引水運肥的‘農夫’”，使他備受鼓舞。在瞿秋白的鼓勵和幫助下，靖華的翻譯和思想水平迅速得到了提高。這一時期，他翻譯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一些作品，特別是被列寧稱為19世紀后半期俄國進步思想界的一位真理探求者———契呵夫的劇本《三姊妹》。中國譯協會長姜椿芳在曹靖華從事教育、文化60年慶祝會上的講話中曾說：“‘孤島’時期的上海，這些戲劇在一些群眾會議前演出，起到了組織群眾，團結群眾，教育群眾，開拓工作的尖兵作用”。

　　1927年因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在上海、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致使大革命失敗。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同年8月曹靖華攜妻再次去了蘇聯。靖華到達莫斯科后，先被安排在中山大學任教。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也來到了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茲維尼果羅德鎮主持召開了中共六大，大會結束后，瞿秋白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他鄉遇故知”，對曹來說，這又是一次難得的機遇，這期間他與瞿秋白有了更加親密的交往，并更多地得到了他的關懷和指導。是年秋天，他征得瞿秋白的同意，應聘去列寧格勒大學和列寧格勒東方語言學院任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來向他下聘書的，恰恰是他在國民第二軍擔任翻譯時的蘇聯朋友，王希禮的老師、蘇聯社科院院士瓦·阿列克謝耶夫（即“阿翰林”），曹也終于有機會再次和“老朋友”王希禮共事。曹到來后，力主將中國新文學、特別是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學引入課堂，這不僅得到瞿秋白的贊賞，難能可貴的是也得到了“阿翰林”的支持。于是，中國的現代文學在授課中的比例也漸漸多起來了，專門翻譯與研究魯迅、老舍和中國現代文學的新一代蘇聯漢學家也正是從此時漸漸成長起來的。

　　阿列克謝耶夫教授積極致力于漢學研究，曹靖華的到來，被視為神州飛來的瑰寶。他們共同研究和交流。靖華在教學中努力進行改革，將漢語教學中只講文言文改為既教文言文又教現代漢語，并把重點放在現代漢語上，開設現代漢語、現代文學課，堅持新文化運動的方向，積極地向蘇聯文學界介紹魯迅及其著作、五四新文化運動、左翼文藝運動等，改變了過去那里只講《聊齋》等古典文學作品的傳統，使蘇聯青年了解、吸收了中國新文化，從而為蘇聯培養了一大批富有成就的漢學家。秋白一再鼓勵靖華多翻譯蘇聯進步文學作品。靖華不顧個人安危，積極響應，把介紹俄羅斯進步文學和蘇聯文學當作莊嚴的革命任務去完成。正如魯迅所贊揚的那樣：“一聲不響，不停地翻譯著”。

　　曹靖華雖身居異國，但心系中華。在完成繁重的教學任務和社會工作外，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不惜犧牲寒暑假期及一切休息時間，戰勝種種困難，嘔心瀝血，夜以繼日地翻譯了大量俄羅斯進步文學作品和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革命文學作品。這一時期他翻譯的作品有：高爾基的《一月九日》、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卡達耶夫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華西列夫斯卡婭的《虹》、費定的《城與年》、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聶維洛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德倫》等30多種，約300萬字。鼓舞著成千上萬的讀者投入到黨所領導的革命洪流中去。特別是《鐵流》，影響最大。后瞿秋白于1931年在上海魯迅家中避難時，還替曹靖華把他未及完成的涅拉陀夫為《鐵流》作的題為《十月的藝術家》的長序譯了出來，給譯本增色不少，從而使《鐵流》得以最完整的面貌出現。當時，國民黨當局“文禁”森嚴，書稿全部弄好后，魯迅為出版四處奔走，但沒有一個書店敢于承印，無法出版。魯迅便節衣縮食，自己擠出千元大洋，假托“三閑書屋”（取魯迅、瞿秋白、靖華三個“有閑階級”）之名予以出版。三人通力合作，這才得以將《鐵流》奉獻給廣大讀者。在《鐵流》等書出版后，瞿秋白曾熱情地指出這“應當認為是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都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只是小小的勝利”。

　　約在1933年回國之初，曹靖華就一直惦記著想到上海去看望魯迅先生和當時在上海養病的瞿秋白等好友，但遲遲未能成行。直到1934年2月7日至14日，應魯迅先生之約，曹靖華這才利用寒假專程自北平（今北京）赴上海看望魯迅。魯迅的寓所在上海大陸新村，曹靖華被安排住在他家三樓樓梯旁的一個房間。魯迅說：“這是秋白避難時住的房間，一切布置照舊，你就住在這里吧!”曹靖華原本想這次到上海也可以見到好友瞿秋白，孰料想他竟在一個月前離開了這里，到江西瑞金根據地去了，甚是遺憾。所以，魯迅緊接著又說：“他等你等了很久，等不著你來，你來了，他走了，到那邊去了！”“那邊”指的就是“蘇區”，是當時為避免麻煩而用的暗語。一時間，他們又都沉浸在了對秋白同志的思念與擔憂中。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福建省長汀縣水口鎮被宋希濂的國民黨軍第三十六師向賢矩部逮捕，6月18日，在長汀中山公園犧牲。當時曹靖華并不知道瞿秋白犧牲的詳情，只能參加一些悼念活動和撰寫悼念文章以示紀念。1951年8月，曹靖華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據地訪問團，赴江西訪問。他擠出時間到長汀去憑吊秋白烈士，并找到了當年的兩位知情人和目擊者張仁福及劉玉堂，詳細了解了有關秋白犧牲時的情況，始知秋白被敵人殺害于長汀的羅漢嶺前。當天回到瑞金就連夜趕寫出了《羅漢嶺前吊秋白》的悼念文章，回顧了與秋白的交往和友情。1952年6月18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瞿秋白為介紹蘇聯文學所進行的斗爭———紀念瞿秋白殉難十七周年》，同年還在《文藝報》發表了《點滴憶秋白》等紀念文章。后較長一段時間瞿秋白曾蒙冤受屈，“文革”后得以徹底平反，1980年3月26日，曹靖華又在《光明日報》發表《魯迅與秋白》一文，再次歌頌瞿秋白和魯迅的豐功偉績，并寄托了自己幾十年來對已逝的兩位摯友的殷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