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在歷經3年多的評審后,國務院公布了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許昌關帝廟名列其中。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我國文物最高保護級別,獲此名稱,是對文物綜合價值的一種肯定。
許昌關帝廟地處我市西郊灞陵橋(又名八里橋)西,創建于清康熙初年,是紀念東漢名將關羽而建的祠廟,保存較為完整,現有三進院九殿一閣。整座廟呈中軸線對稱布局,沿中軸線自南向北依次建有戲樓、御河橋、山門、儀門、拜殿、漢壽亭侯大殿、春秋閣、碑廊等,整體布局嚴謹,結構完整。
因東依古跡灞陵橋,獨特的文化背景,使關帝廟自建成后一直備受世人關注。同時,又因位于西郊水陸交通樞紐處,它的發展過程始終與市井百姓的生活融為一體,文化積淀也繁雜而多彩。
關帝廟現存碑碣50余通,時跨400多年,內容涉及宗教、經濟、商貿、文化等方面,它們證明了關帝廟所在地的文化變遷和發展,也記述了關帝廟在它300多年的歷史中,怎樣承載人們對宗教的信仰、對文化的需求,以及它在發展地方經濟、豐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
文化,賦予了關帝廟這座建筑靈魂和血肉,讓它有了勃勃生機與魅力。
300多年的歲月給關帝廟最多的,是文化的不斷融合和豐富,它們對忠義仁勇文化精髓的濡養曠日持久,就是這種濡養使關帝廟的文化主題沒有在歲月中蒙塵或湮滅,一如雨后春筍般富有生機,又如窖藏多年的醇酒般沁人心脾。
百姓選擇的文化主題
文化,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不論是它的生成、演變、提升還是展現形式,總是服務于人的精神生活需求。
關帝廟是許昌文化內涵的一個亮點,它所蘊含的文化以關公挑袍的典故為主線,它與灞陵橋一起,是這塊土地文化的主要載體。
關帝廟西側是三官廟遺址,據現存資料記載,三官廟是此處所建最早的廟宇。現存的明天啟二年(1622年)所刻的《三官廟施茶碑記》碑,記述了三官廟在萬歷辛丑年(1601年)改為普濟庵,附近百姓于此施茶的事。從碑文“許城西八里橋迤西,舊有三官廟,歲久傾圮”來看,此處的三官廟已有一段時間。
從北宋那個黨爭不斷、飽受邊患的朝代開始,因關羽既忠且勇,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官家便開始了推崇關公忠義精神的歷程,事跡的弘揚,戲曲的渲染,道、儒、釋三家對關公爭相封神拜位,讓關羽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神靈式人物,形象事跡深入人心。
元代雜劇里的關公戲和元末明初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對關公挑袍典故的宣揚,以及灞陵橋所處城西官道的地理位置,讓關公挑袍的典故在此流傳日久。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明末將軍左良玉南征張獻忠后回兵路過許州時,題寫“漢關帝挑袍處”六個大字,碑石現存于灞陵橋東閱臺。
典故雖然在此流傳,但僅僅停留在故事的層面上,還沒有進一步得到體現。當時,盤桓于此的文化主題還是“三官”文化。
“三官”是道教尊奉的三位天神,指天官、地官和水官,上古時中國就有祭天、祭地和祭水的禮儀。南北朝時天地水三官神和上中下三元神合而為一,因此“三官”又稱“三元”。
三官大帝的信仰源于中國古代先民對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天、地、水是人們生產、生活的必要條件,沒有它們,人類無法生存生活,因此人們常懷敬畏之心,虔誠地頂禮膜拜。
“三官”信仰在國內較為普遍,是傳統的大眾化信仰,許昌的百姓也不例外。
清康熙以前,“三官”信仰一直是該區域的文化主流,關羽挑袍的典故雖無具體表現形式,但它所蘊含的忠義仁勇的精神,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內容之一,是封建社會文化中為人處世應遵循的準則,是公認的立于天地之間的最高境界,不論是赫赫皇家還是小老百姓,對此均推崇備至。
因此,關羽挑袍這個典故,人們津津樂道,始終與占主流的“三官”文化一起攜手并行。
康熙初年,出于對關羽忠義精神的信仰,無論是百姓還是官府,都認為“去許西郭不遠,又有灞陵古跡,所稱辭曹歸漢者在此耳……獨于此而行宮未建,是一缺典也”。于是,在經過上千年積年累月的醞釀之后,關帝廟具備了落成于灞陵橋西的天時、地利和人和。
歷代許多文人墨客到關帝廟留墨刻碑,以期留名千古,而所留文墨又多轉述前人碑文內容,所以雖因各種原因廟內碑刻流失較多,但現存碑刻還可較為全面地反映廟的歷史。
民國五年(1916年)的《重修許昌縣八里橋關帝廟記》碑文記載:“清之耆老王弘道于橋西創廟三楹,制僅編茅,于康熙拾壹年春,貳拾捌年冬,甘牧招弘道,董役復增式廓。”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創建關帝廟挑袍碑記》碑中記載:“(道)居橋右,往來于斯,興發善念,慨然施財值地,經之營之,鳩工創建……有許太守甘公……觀其規未就,捐俸金資而欲立登勝果,復命鄉耆王弘道以董其事。”
兩篇碑文都記述了創廟這件事,而前者說得更為翔實。
王弘道,當地村民,其人其事,令人敬佩。他是灞陵橋西文化主題更迭的關鍵人物,住在橋西,不為名利,只因敬奉關羽,崇尚忠義之道,便“恪守橋西,施財值地”,慨然以三間茅草屋開始創建關帝廟,直至感動官府,帶動眾人聚沙成塔,促成廟業。
廟建成后,此地的關公文化不再僅依附于灞陵橋,只在故事層面縹緲,關羽以神的形象具體地出現在了百姓面前,使他們的精神寄托多了一個所在,精神世界也因此更為豐富。
在以后的日子里,人們堅定地守著這個文化主題。
乾隆九年(1744年)《灞陵橋三官廟善行記》碑中記載:“許郡八里橋關帝廟西,不數武有三官廟,殿宇巍峨,神像輝煌。”碑文內容證明關帝廟和三官廟同時存在于橋西上百年。
但相對于三官廟來說,關帝廟得到了更多關注。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重修灞橋·關圣帝廟·增建文昌帝君閣記碑》中記載:“西院道房三間,久已傾塌,毀之以建文昌帝君閣,高與春秋閣并,壯亦如之。”
關帝廟與三官廟遺址僅隔一墻,從碑文內容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官廟已經衰落,而關帝廟則利用三官廟部分土地進一步擴建。
后來者居上,關帝廟文化逐步成為橋西的文化主題。(原標題:許昌關帝廟——百姓文化的結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