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鈞官窯在大宋官窯“復生” 

海棠式花盆：上為大宋官窯復燒鈞品，下為北宋鈞官窯傳世鈞品。
 

　　□首席記者于茂世文圖

　　引子

　　11月17日，由中國禹州鈞官窯址博物館、《收藏》雜志社主辦的“大宋官窯復燒北宋鈞官窯瓷器鑒定會”在禹州鈞官窯址博物館二樓會議室舉行，鑒定會由北京故宮博物院葉佩蘭研究員主持。

　　出戟尊、鼓釘洗、渣斗式花盆、仰鐘式花盆、海棠式盆托、葵花式花盆……20余件復燒鈞品“錦上添鈞”，一字排開在鋪著黃色錦緞的長案上，其造型釉色，恰似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代鈞官窯的傳世精品。

　　北京故宮博物院葉佩蘭研究員，中國收藏家協會會長羅伯健研究員，中國古陶瓷學會副會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孫新民研究員，耀州窯博物館名譽館長、耀州窯考古發掘者禚振西研究員，南京大學教授、西安美術學院中國藝術與考古研究所周曉陸所長，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副秘書長、鈞官窯考古發掘者趙會軍研究員，禹州鈞官窯址博物館張金偉館長……11位來自北京、鄭州、西安、南京、禹州等地的頂級陶瓷專家一再審讀、一再討論，最后形成文字，共同簽署了《大宋官窯公司復燒仿制北宋鈞官窯瓷器鑒定會鑒定意見》：

　　“大宋官窯公司嚴格按照北宋鈞官窯瓷器的胎質、器型、釉色、工藝等進行的精心復燒仿制，體現了北宋鈞官窯的特點，再現了北宋鈞官窯作品的神韻風采，展示了大宋官窯公司的瓷器制作與燒制技藝。

　　“經專家組鑒定，其作品用料考究，造型準確，工藝精湛，代表了當代鈞窯瓷器仿制的水平，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弘揚的重要成果。”

　　1127年，北宋滅亡，鈞官窯窯場灰飛煙滅，消匿在歷史的長河里。

　　鈞窯器物，美輪美奐，代表著大宋文化的一種高度——這高度，不只是文化的高度，而且也是科技的高度。

　　北宋滅亡后，金、元、明、清諸朝，乃至近代、現代以致當下，都在復燒仿制北宋鈞官窯瓷器。

　　都在做這個夢。

　　都夢想回歸大宋。

　　包括雍正、乾隆皇帝，乃至周恩來總理。

　　但是，都沒有成功，都沒能達到北宋鈞官窯的水平與高度。

　　也因此，復燒仿制北宋鈞官窯瓷器一直是中華民族揮之不去的一個夢魘。

　　而今，噩夢醒來是早晨。

　　在鍥而不舍的復燒仿制中，鈞官窯從“復古”已然走向了“復興”。

　　北宋鈞官窯鑄造了一個高峰。

　　但是，復燒仿制，從“復古”走向“復興”的路，走得興許比創燒鈞官窯更為坎坷、困苦……

　　回望“鈞窯之母”

　　一座雙乳殘窯安然地躺在一座仿宋建筑內的玻璃房下。

　　沒了窯頂，一如沒了房頂的房子，只是一個“窯茬子”而已。

　　緣于這個“窯茬子”，有了投資1.2億元人民幣、占地47000平方米、仿宋建筑與現代建筑相映生輝的中國禹州鈞官窯址博物館。

　　緣于這個“窯茬子”，禹州鈞官窯址（即“鈞臺鈞窯遺址”）于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神垕鈞窯址”與“鈞臺鈞窯遺址”合并，名曰“禹縣鈞窯址”）。

　　《國務院關于核定并公布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國發【2006】19號）通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指出：“文物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象力，體現著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這座“窯茬子”到底如何蘊含著“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象力”，怎樣體現著什么“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呢？

　　“在南方，大多都是‘龍窯’；在北方，大多都是饅頭窯。”禹州鈞官窯址博物館館長張金偉說，“在中國，咱這座‘窯茬子’是獨一無二的，還沒發現第二座。”

　　龍窯，大多依山坡或土堆傾斜砌筑，與地面呈10°~20°的角度，其狀似龍，故而以龍窯名之。因為窯體傾斜設置，本身就起著煙囪的作用，故而大多不設煙囪。點火時，先燒窯頭，而后由前向后漸次打開火門，投柴燒窯。

　　饅頭窯，大多依土坡或在平地砌筑，火膛與窯室合為一體，其狀似饅頭，故而以饅頭窯名之。點火后，火焰自火膛先噴至窯頂，再倒向窯底，流經坯體，而后煙氣從后墻底部的吸火孔倒入到后墻內的煙囪排出去。

　　饅頭窯靠煙囪抽力維持燃燒，還原焰難以控制；龍窯不設煙囪，漸次打開火門投柴燒窯，相對而言，還原焰也就好控制一些了。

　　而還原焰，恰恰是燒造青瓷的關鍵。

　　也因此，一向有“龍窯是青瓷搖籃”的說法。

　　而鈞瓷，恰恰也是青瓷的一種，屬于青瓷系。

　　所不同的是，汝窯、官窯、哥窯等青瓷均為單一的鐵呈青色，而鈞窯除卻鐵呈青色外，更有銅呈紅色。

　　鈞瓷的燒成環境，無疑比汝窯、官窯、哥窯等青瓷要求得更加苛刻。

　　如何改良饅頭窯、龍窯，才能讓其適宜燒制鈞瓷呢？

　　由此，雙乳窯在禹州誕生，鈞瓷在禹州出世。

　　所謂雙乳窯，就形態而言，是兩個火膛與一個窯室合為一體的饅頭窯；就結構而言，兩個火膛處于低位，一個窯室處于高位，之間有個高約40厘米的臺階，頗類龍窯的傾斜砌筑。

　　饅頭窯大都是平焰窯，即火膛與窯體在一個平面上。

　　雙乳窯卻是升焰窯，窯室位于火膛的斜上方，而且還像饅頭窯一樣再設煙囪。

　　如此這般，雙乳窯成了饅頭窯與龍窯的混合體，成為北宋時代最杰出、最科學的窯爐。

　　饅頭窯因為窯室狀如饅頭而得其名，雙乳窯因為兩個火膛狀如乳房而得其名。

　　無論龍窯還是饅頭窯，從其命名看，核心都是“窯體”；而雙乳窯完成了一次革命性“轉變”，核心成了“火膛”。

　　“火焰的變化，也就是現在我們常說的燒成制度，決定了鈞、汝、官、哥、定的不同與分野。”著名窯爐專家、景德鎮“毛瓷”燒造者楊文憲先生說，“所謂火焰的變化，科學的說法就是氧化焰與還原焰如何轉換的問題。火焰的組成，也就是藍火苗與黃火苗多少的問題，決定了火焰的氧化還原特性，也就是氧化多一點還是還原多一點的問題。”

　　所謂還原焰，是說在燃燒過程中，由于氧氣供應不足造成燃燒不充分，產生一氧化碳等還原性氣體，并由此導致釉料中的銅呈現出紅色，鐵呈現出青色。

　　如果將氧化焰、還原焰分別視為“陽”與“陰”的話，那么鈞瓷“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就是在氧化與還原、“陽”與“陰”的不斷交替中燒制出來的。

　　一陰一陽謂之道。

　　雙乳窯，兩個火膛同燒一個窯室，自然也就更便于窯工把握氧化與還原的不斷交替了。

　　“雙乳窯是鈞窯之母。”鈞瓷窯爐專家任星航先生的這句話意味深長。

　　超越“唐窯”“年窯”

　　北宋末年，雙乳窯灰飛煙滅，隱匿于黃土之下。

　　作為官家窯場，鈞官窯秘而不宣，雙乳窯自此也就成了千古之謎。

　　金、元時期，鈞窯發展成一個影響全國的窯系。盡管各地都在燒制鈞瓷，但沒有誰望見了北宋鈞官窯的項背。

　　明、清時期，鈞窯在江蘇宜興發展成了“宜鈞”，在廣東佛山發展成了“廣鈞”，但“宜鈞”、“廣鈞”不可與北宋鈞官窯同日而語。

　　雍正、乾隆等清代諸位皇帝，都在做仿鈞夢。

　　但都沒有找到回家的路。

　　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奉命擔當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次年春，唐英“派廠署幕友吳堯圃，調查鈞窯器釉料配制法”，作《春暮送吳堯圃之均州（均同鈞，即今日禹州）》以道別——

　　“絮落花飛春已暮，幾欲留春春不住。離筵黯黯趁春開，春風引客均州路……此行陶冶賴成功，鐘鼎尊罍關國寶。玫瑰翡翠（鈞瓷的兩種釉色）倘流傳，搜物探書尋故老。君不見：善游昔日太史公，名山大川收胸中。陶熔一發天地秘，神工鬼斧驚才雄……荷香蒲綠棹歸舟，倚閭（倚門）白發颙颙望。”

　　細讀該詩，唐英賴以復燒仿制北宋鈞官窯的法寶，無非就是個“搜物探書尋故老”而已。

　　至于“搜物”，吳堯圃就是再用心，也不大可能“搜”出來什么。

　　1974年，鈞官窯遺址進行了第一次考古發掘。

　　之前，復燒仿制者都不曉得雙乳窯的秘密。甚至，他們連一片鈞官窯的標本都不曾相見。

　　也許唐英見過。

　　但是，清宮所藏鈞窯（器物）怎么說都是不大可能拿到景德鎮御窯廠，讓那些窯工學習觀瞻的。

　　如此這般，復燒仿制也就等于沒了參照物。

　　但是，雍正七年以后，清宮檔案中還是屢有景德鎮仿鈞成功的記錄。《中國陶瓷史》載：“雍正八年十月二十日……將年希堯（與唐英一樣，也做過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燒造來的仿鈞窯磁爐大小十二件呈覽，奉旨：此爐燒造得很好，傳與年希堯照此樣再多燒幾件。”

　　唐英、年希堯將景德鎮官窯推向了歷史的巔峰，他們督造的官窯亦稱“唐窯”、“年窯”。

　　盡管他們的仿鈞博得了皇帝的喜愛，但他們復燒的鈞窯依然不能與北宋鈞官窯相提并論。

　　“明、清，特別是雍正以后，乾隆、嘉慶、道光、光緒，都在仿宋。仿宋，也都是在釉色上下功夫。從水平上看，唐英搞得最好。就是最好，其與北宋鈞官窯造型幾乎一致的，僅有北京故宮所藏的一件鼓釘洗而已。”北京故宮博物院葉佩蘭研究員說，“這次大宋官窯的復燒仿制，造型、釉色幾乎都與北宋鈞官窯一致，超越了歷史上仿制品的水平。”

　　大宋官窯為什么能超越歷史？

　　這，還得從鈞官窯傳世器物、窯址與標本等的“能見度”以及復仿者對它們的“認知度”等一系列社會與技術問題說起……（原標題：鈞官窯復仿紀事——北宋鈞官窯在大宋官窯“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