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４日，在參觀了洛陽龍門石窟后，周恩來總理陪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于晚上八點半抵達鄭州火車站，時任鄭州市警備區副司令員、鄭州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王輝在車站迎接總理。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夜鄭州，雖也是路燈高照、家家亮燈，但終究不如今天的燈火輝煌。總理坐在車上無語，只是偶爾會把視線轉移到車窗外，瀏覽一下鄭州的街景。在此之前，總理來過鄭州，對這座城市并不是完全陌生。車過二七廣場時，總理突然好奇地問王輝：“這是什么建筑，過去來鄭州時我怎么沒見過？”王輝回答：“是二七紀念塔。”總理接著問：“什么時候建的？”王輝說：“１９７１年。”路上總理沒有再詳細追問，但到了中州賓館的大廳，總理突然止步，想了想，然后對隨行人員說：“你們到二七塔看看，把情況了解了解。”
　　
    大約半個月之后，當年最具權威的媒體之一《人民畫報》把“鄭州二七紀念塔”作了封面。這是二七塔建成后第一次以“政治明星”的氣宇亮相全國，據說這是周總理親自安排的。

    軍人王輝 主政鄭

    在“一座塔與一座城”學術座談會上，我見到了鄭州市旅游局局長范強和王輝親密交談的合影照。照片的攝影者是河南省攝影家協會主席于德水，圖片說明顯示，拍攝時間為２００３年３月，王輝當時８０歲。我找到于德水先生，希望通過他找到王輝老先生。因為如果能見到王輝，建二七塔的前前后后便能說清楚了。
　　
    對于大名鼎鼎的軍人王輝，很多老人的評價是：那人雷厲風行！老鄭州人都知道，邙山提灌站、西流湖、金水河水上餐廳、金水路地下電纜、公交站風雨亭、花園口水澆地，都是王輝主政鄭州時的杰作。當下看來微不足道的城建項目，在那個政治掛帥、經濟蕭條的非常時期對鄭州人都是一種震撼。
　　
    北京崇文門５號大院，一個叫小白的軍人在門口迎候我。王輝在客廳的長椅上半躺著，見我來，立刻站起來。他是個大高個，鬢發如霜白，還挺矍鑠。送給王輝的見面禮是兩枚二七塔紀念章和一沓二七塔賀年明信片，這是臨去北京時二七塔的館長薛學禮托我捎的。老爺子興趣蠻大，翻看著，一臉喜色。
　　
    “怎么想起來寫二七塔？”王輝問。我一五一十地把鄭州市旅游局召開的“一座塔與一座城”座談會講了一通。老爺子急急地問：“會上都說些什么？我感興趣！”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王輝率部調往內蒙古，從此離開了鄭州。老人今天感慨說：“再給我幾年時間，我就把鄭州整好啦！”當年王輝下一步的計劃是：整治金水河污染。他說自己是工程部隊的，又是學工程的，對搞城建興趣大。
　　
    歷史機緣給了鄭州一個王輝，一個畢業于莫斯科古比雪夫工程學院的職業軍人。這位軍人給鄭州留下了清晰的烙印，鄭州的歷史上該有他的一筆。
　　
    １９６７年春，時任援越抗美第二支隊指揮部主任的王輝接到了回國的命令。部隊在湖南衡陽休整了一個月后，周總理在電話里對王輝交代：“你的部隊去河南平頂山，要確保那里的煤礦正常生產，部隊要下煤礦協助生產。”此時的王輝在越南打了幾年仗，對國內時局不甚了解，他沒想到國內會糟糕到連正常生產都不能保證了。被王輝部隊接管的平頂山很快恢復了生產秩序，時隔３７年后，王輝說：“我才不管誰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誰抓生產我支持誰。”抓生產的王輝很快麻煩來了，他的罪狀是支持“老保”（保守派），以生產壓革命。他被調回北京參加學習班“洗腦”。如果不是周總理說了一句“平頂山的生產還是搞得不錯”，王輝還得繼續挨批。
　　
    １９６７年夏，鄭州局勢失控，王輝以鄭州警備區副司令員的新職開始了與鄭州十余年的親密接觸。他帶了一個團的士兵進駐鄭州，他對總理說：“一個團足夠了！”
　　
    軍人王輝是現實的。直到現在他還堅持一個觀點：“不生產，吃什么？全國吃肉最緊張的時候，鄭州不緊張，每人至少每月可供應三斤肉。你是鄭州人吧？這一點你該有所體會。”我依稀記得，當年家里老是燉大骨頭和豬手吃，只是米少雜糧多。我不曉得是在哪一年，鄭州突然有了白得透亮的“鄭州大米”，所有人都開始嫌棄信陽大米，把它和雜糧視為一類。“鄭州人為什么能吃上大米，就是因為我搞了水澆地。”王輝說。
　　
    我記得在我幼時的某一天，鄭州金水路突然有施工隊在挖溝，電線桿被撂翻在地，大轱轆電纜被卸在路邊。王輝說，當時風雨一來，電線老是刮斷，于是他命令在金水路鋪設地下電纜。當時在國內的省城中，只有長春有地下電纜，還是在小日本占東北時鋪設的。后來鄭州街頭的公交站多了許多風雨亭，這也是王輝的杰作。他當時親自畫了風雨亭的設計草樣，交給時任城建局局長的董耀榮說：“去武漢看看人家的。”董耀榮從武漢回來后一個月，公交站風雨亭便在鄭州街頭亮相了。公交站風雨亭和王輝后來的另一作品———金水河水上餐廳，構成了當年鄭州的時髦景觀。還有，鄭州人都很熟悉的西流湖，名字還是王輝老爺子親自起的呢。
 

 

不足百日名塔竣工

    ３３年前建二七塔，王輝說了算；今天二七廣場改造，鐵路工人任俊杰說了不算。有人說，任俊杰在家琢磨出來的二七廣場改造方案，只是一張表達公民個人意見的“示意圖”，他不是擁有“城市規劃編制資質證書”的單位。一個鐵路工人的“天才”思想被遏制后，他發怒了，把鄭州市規劃局給告上了法庭。法院在充分“夸獎”了任俊杰的精神之后，駁回了訴訟。一個熱愛二七塔、熱愛大鄭州的鐵路工人成了這個社會的異類，他因此上了央視，上了《南方周末》的頭版。
　　
    王輝也是一個異類，但幸運的是，他“軍、政、財”三權統攬。二七廣場上的木塔倒塌之后，不少人議論：那里空蕩蕩的，總該有個東西吧？很多人在惋惜、在議論、在嘆息時，軍人王輝開始畫草圖。他先是畫了一個碑亭，又畫了一個塔，還畫了一個法國凱旋門的構圖。他覺得西方凱旋門似乎和二七大罷工的精神不符，碑亭則過于傳統，沒有新意。
　　
    一幫子搞書法、畫畫的也來出主意想辦法，但都沒讓王輝找到藝術的感覺。有人突然提到林樂義的名字，王輝來精神了：“他人在哪里？”
　　
    畢業于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建筑系、后任國家建設部建筑設計院總建筑師的林樂義，當時正在滎陽農村“勞動改造”。這是一位小個頭、前額突出的福建人。當王輝突然出現在他眼前時，林樂義一怔，心里咚咚打鼓：“組織上又準備把我‘發配’到哪里去？”
　　
    在碧沙崗公園西門對面的一座市政大樓里，王輝給林樂義安排了一間房。在那個房間里，林樂義開始描畫二七塔的藍圖。許多年過去后，王輝說：“那老頭兒人不錯。”
　　
    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鄭州市一建公司、二建公司的２００多名建筑工人被集中到二七廣場，開始晝夜不停地施工。王輝當時下了一道死命令：“保質保時，１００天給我拿下！”結果沒用１００天，二七塔就建成了。
　　
    王輝今天評價說：“速度很快，質量很好。”施工時，只要王輝在鄭州，他每天至少跑一趟工地，每道工序王輝都要檢查。二七塔的建筑用材，除白水泥外，從鋼筋、琉璃瓦，到電梯、塔鐘，都是鄭州的地產貨，有的材料甚至是臨時抱佛腳專為二七塔造出來的。
　　
    王輝說：“當時有３個難題：一是琉璃瓦，二是塔鐘，三是電梯。我把鄭州窯場、修表廠、工程機械廠的領導找來征詢意見，他們想想說，沒問題。當時工程機械廠土制的電梯上下沒問題，但缺少樓層停啟控制技術，后來他們到上海學習，把技術問題解決了。”
　　
    塔的大模樣出來了，王輝算了算高度，沒有超過開封鐵塔，這不合他的意圖。和林樂義悶頭合計了幾天之后，王輝突然對林樂義說：“在塔頂加上一個旗桿，在旗桿頂上安上一個紅五角星，不就超過鐵塔了？”林樂義聞言，高興得跳了起來：“想絕啦！”
　　
    五角星必須是玻璃的，因為如用其他材料，燈光透不出來。鄭州當年只有一個玻璃瓶小廠，王輝找到廠里人試探地說了，廠里便沒推辭。后來王輝才知道，這個廠沒有壓板機，工人們先做了個大玻璃瓶，然后一點一點地再把它鋸平磨光，竟然把五角星給做了出來。雖說粗糙些，但王輝認為結實就成：“那么高，誰去看？”
　　
    那五角星風雨無阻地用了３３年了，竟然沒有壞。我問王輝：“以二七塔的質量，多少年沒有問題？”老人伸出兩個手指表示：２００年不成問題。我告訴他，二七塔建成１５年后就被列為省級保護文物，它是中國最年輕的文物。他則告訴我，二七塔竣工后震動了鄭州，當時二七廣場上站滿了人，起碼在連續２０天內都是如此。就是在建的時候，也是天天有人跑來看。
　　
    二七塔竣工之后、尚未對外開放的某一天，一位滎陽的老太太帶著孫子背著干糧徒步來到鄭州二七廣場。這一老一小一直在外面轉來轉去，許久不肯離去。王輝注意到他們后，就上前去問老太太想不想進去。老太太反問一句：“你能讓我進去嗎？”王輝當然能，老人被破例帶入塔內，她坐著電梯，登上了二七塔頂。在塔頂上，老人使勁朝西張望，她肯定地說，看到了上街鋁廠的煙囪……把老人送下塔后，王輝發現老人悄悄在掉淚。
　　
    王輝迄今難忘這一幕。
　　
    離開鄭州多年后，有一次王輝從國外回來時買了一臺錄音機。他把這臺錄音機寄給二七塔第一任館長吳天平，叮囑她一定要把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鐵路工人的話錄下來作資料。
　　
    我告訴王輝說，吳天平去年已謝世，二七大罷工的老革命也一個都不在了。王輝“嗯”了一聲，臉色在一瞬間凝住了。
　　
    我從北京回來的第二日早上，王輝老人在千里之外的話筒另一端大聲地相邀：“小齊呀！我中午想請你吃飯。”我知道，二七塔的話題一定觸動了老人心中那最柔軟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