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臨近，粽子和賽龍舟將一如往年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親朋相約，齊聚一堂，除品嘗美食外，更多的是促膝談心、交流生活家常。

    過去的6年里，端午節的確越來越熱鬧，但似乎僅停留在一個為公眾提供放松和消遣的假期。人們腦海中的端午節大多停留在“粽子節”和“龍舟節”的印象中。但是，在端午節，我們是不是還可以有更多的文化徜徉和留戀呢？

    中華民族的身份標志

    目前，關于端午的起源，有七八種說法，最流行的是起源于紀念屈原，此外還有越王勾踐、吳國名相伍子胥、晉國名士介子推、孝女曹娥，當然也包括起源于圖騰或者惡日禁忌等說法。聞一多先生主張起源于龍的圖騰祭祀。他在《端午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中認為，端午吃粽子和競渡都與龍相關——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蛟龍所竊，而競渡用的是龍舟；吳越百姓還有斷發文身“以像龍子”的習俗；古代五月初五有用五彩絲系臂的民間風俗，這應當是“像龍子”的文身習俗的遺跡。

    據民俗學家段寶林先生考證，考古學家在遼寧阜新查海居民點發現了紅褐色的石頭組合起來的擺石龍。這條龍有頭、尾和四肢，比較完整，是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可以證明中國龍文化至少已經有8000年的歷史。尤為值得咀嚼的是，中國人把傳說中最偉大的祖先幾乎都說成是龍——從開天辟地的盤古、補天造人的女媧到炎帝神農氏、軒轅黃帝、東夷九黎之君蚩尤大王、堯、舜、禹等遠古偉大的文化英雄都是龍。

    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集合了中國人對牛、馬、蛇、兔、魚等司空見慣的動物的優點和智慧的想象，因而是強有力的可以禳災祛病的吉祥之物。可見，龍的精神圖騰出現在民族節日的文化背景中，應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但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龍要和端午或者說和農歷五月初五相聯系呢？

    就產生的原因來說，既然端午是一個民俗節日，絕對是跟百姓的生產生活結合在一起的。

    北京民俗學會秘書長高巍認為，季節變化的時候，蚊蟲孳生，細菌傳播，容易對人體造成傷害。因此，端午的產生可能源于生產力水平低下時戰勝災難、繁衍民族的需要。比如端午來臨，人們根據習俗要給小孩抹雄黃酒、打掃房間、貼鐘馗像、戴朱砂牌、戴香囊等，都具有消滅瘟疫的原始動機。其實，在中國先秦的文獻中，人們普遍認為五月是個毒月，五日是惡日。《呂氏春秋》中《仲夏記》一章規定人們在五月要禁欲、齋戒。《夏小正》中記：“此日蓄藥，以蠲除毒氣。”《史記·孟嘗君列傳》記孟嘗君在五月初五出生，其父要求其母不要生他，因為“五月子者，長于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民俗學家烏丙安認為，端午最早起源于我國遠古的祭龍日，人們希望用龍的威懾力驅除所有的災疫邪祟。在歷史的發展中，人們又漸漸加入紀念地方性名人的文化內容。

    如此看來，端午意味著中華民族在刀耕火種時期逐步形成的抵抗自然災難的智慧和勇氣，體現著人們借助自然力量維護種族繁衍和健康生活的美好愿望。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何星亮認為，中國的端午表明了中國人在季節轉換時陰陽對立、五行相克的和諧思想，反映了中國人的深層心理結構。

    中國詩歌精神的匯流之河

    若不是閱讀報章，作為“80后”的筆者斷然不知，新中國成立后曾一度把端午定名為“詩人節”；也斷然不知，當初郭沫若震魂攝魄的話劇《屈原》是在這樣的節日里，成為抗戰時期激勵民族精神的洪鐘大呂。其實，反思一下，我們不難想到，既然屈原能夠以詩歌留于歷史長空，能夠被供奉于端午，就說明這個節日是充滿詩歌沖動的。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到詩人的社會職責，“詩人的職責不在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 在亞里士多德眼中，詩比歷史更哲學、更嚴肅，詩人并非只扮演吟詩抒懷的社會角色，其預見將要發生之事的能力遠遠超過其他階層。《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記載，中國漢代就有“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的提法，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足見古人對詩歌才能的重視。

    屈原的偉大，不僅僅在于他的詩歌才華，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顛沛流離中對民族精神文化的堅守，在詩歌中所表達的操守和氣節。

    “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屈原通過其詩歌傳達剛正不阿的氣節和悲天憫人的情懷，獲得后人的尊敬。在端午，我們通過詩歌來紀念屈原是最恰當的方式。

    當然，我們不能滿足于節慶時誦讀幾首詩詞，而是要在受到詩人感染和指引后更慎思篤行，讓我們的生活持續地醞釀和生發堅毅的德性反思以及美好的精神追求。

    新民俗的大熔爐

    2009年，中國的端午成功進入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眾所周知，任何一種遺產都不僅是靜態地作為歷史的封存。

    中國藝術人類學會會長方李莉教授曾提出一個觀點：從遺產到資源創新是一種更深刻的保護。她說：“如何創新，如何發展我們新的文化？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多屬于民間文化，是繼續活著的民間文化，還沒有完全宣傳出去，僅僅對其進行宣傳還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創新，必須要有中國當今新的文化的產生。沒有出現引領世界新潮流的文化和產品，那么中國向世界提供的永遠都只是產品，不可能是思想和價值觀。我們永遠都只有中國制造，而沒有中國創造。”

    事實上，反觀古代，我們的祖先從來沒有忘記把自己現實生活中的智慧、情感和記憶放進節日的文化融合中，從飲食、衣著、裝飾到祭祀慶典、英雄形象，龍圖騰的形成過程就是一個例子。聞一多在《伏羲考》中說，“（龍這種圖騰）是只存在于圖騰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因為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是“蛇圖騰兼并與同化了許多弱小單位的結果”。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人們之間的精神和文化交流之深，曠古未有，這必然會帶來節日——這一民族精神生長點的內涵的不斷豐富和擴大。

    當然，節日的文化整合自有其深層次的選擇系統，眾多東西經過選擇，可能都會消失，但是節日帶給人們的歡樂和思考，卻會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展綱領》中說：“記憶對創造力來說是極端重要的，對個人和各民族都極為重要。各民族在他們的遺產中發現自然和文化的遺產，有形和無形的遺產，這是找到他們自身和靈感源泉的鑰匙……”

    傳統文化是一面鏡子、一個載體，把我們的過去、現在、未來相連。我們可以通過它，了解過去、解析當下、預見未來。

    政府、學者、媒體和民間組織都在以各自方式呼吁和吶喊，都在試圖把文脈接上，并予以延續，進而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不論以何種形式，傳統文化的習得或者精神的傳承，總要以改變我們個體的精神面貌和社會風氣為最終目的。

    由此，我們有理由期待，端午，我們在嚼著粽子、聽著故事的同時，不妨也陷入一段美妙的沉思。因為，正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言：“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

（原標題：端午，我們應追尋什么）作者：陳徑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