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轅（黃帝）篇
　  ——兼議“根基”

    軒轅就是我們所說的黃帝，他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王者。早在5000多年前，當時我國的中原地區散居著一些部落或部落聯盟，這些部落強弱不齊，相互征戰，生產力相當低下。其中比較大的有炎帝和黃帝部落，偏于南部有蚩尤部落。長期的戰亂，使得這些原始部落人生活困苦，動蕩不已，生命得不到起碼的保證。獲勝者占有戰敗者的領地和財產，戰敗者則屈從于勝利者。在這些原始部落人內心，充滿著對勝利的渴望，同時也萌生著對安定的期待。

    黃帝則成為這些部落人群心理期望的實現者，他率領自己的部落戰勝了炎帝和蚩尤，之后召集各部落、部落聯盟舉行政治大會盟，建立起了政權。他作為勝者，被尊為王，確立龍圖騰，建立國都。這一過程，是劃時代的，它使人們從部落意識開始進化為民族意識，從蒙昧開始步入文明。史學家將此視為中華文明史的發端，華夏民眾也因之被稱為“炎黃子孫”和“龍的傳人”。

    黃帝與河北有著很深厚的淵源，他率領部族征戰、舉行政治會盟、建立國都都是在河北的大地上，張家口的阪泉、涿鹿有黃、炎、蚩征戰的古戰場，政治會盟之于釜山，都城則在涿鹿。如今涿鹿縣境內保存有黃帝城、蚩尤寨、炎帝營、軒轅湖等20余處黃帝時期的古遺跡。河北因出現了黃帝而感到榮耀，黃帝則給河北的歷史增添了絢麗的光彩。

    時勢造就英雄
   
    說實在的，誰也說不清是不是真有黃帝這個人物，起碼對他的記載有著很大杜撰的成分。在他生活的年代里還沒有文字，史籍對他的記載都較為含混。記述他比較權威的是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記》，說“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司馬遷對那段歷史不可能親身經歷，也沒有多少文字可供參考，只說他姓公孫，是有熊國國君少典的兒子，因生于軒轅之丘，所以稱為軒轅氏。其他的記載就帶有了很大想象或者傳說的成分，說他出生幾十天就會說話，少年時思維敏捷，青年時敦厚能干，成年后聰明堅毅，反正是很偉人。其實中國人對偉人的描述概莫如此，并不足以印證他的確實性。

    但這么說并不等于黃帝這個人物不真實，因為史前文化大都是以一種神話或傳說的形式來流傳的，這里蘊含著對偉人的尊崇，也反映出當時人們認識能力的不足。當時與黃帝同為傳頌的燧人、祝融、伏羲、神農都屬于這么一種性質。神話傳說是通過人們想象、推演而形成的，聽起來天花亂墜，有些很不靠譜，但它卻是具有真實基礎的。具體到黃帝，可以肯定地說有其人物的原型，但經過史籍的闡述、演繹、傳奇、美化和升華，我們面對的黃帝已經遠遠不僅是原型本身了，他融入了人們或者歷史太多的崇敬、贊美和期頤，或者說他承載了太多民族和國家所希冀的東西，中國的圣人大都是這么產生的。應當說他不是代表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或是一個時代和民族，他集中了當時人們所能夠想象出的各種優點，也集中了社會發展所成就的各種業績。

    出現黃帝這位偉大的人物，主要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這是基礎，是實實在在的事情。生產力不發展，人物再偉大也難以成就偉大的事業，發展才是硬道理。當然，偉大的人物又反過來能進一步推動生產力的進步。當時經過長時期蒙昧、野蠻階段的進化，我國中原地區的生產力出現了很大的變化，農耕、種植、紡織、畜牧、冶煉、舟車、兵械等領域都達到了一定的水平，這就為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創造了條件。而黃帝則充分利用了這些條件，并將其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們看對黃帝的評述，有很大一部分是關于他的發明創造。說他在農耕方面，播種百谷，發明杵臼（楚舊），開辟園圃，種植果木蔬菜，種桑養蠶，飼養獸禽，進行放牧等；縫織方面，發明機杼（駐），進行紡織，制作衣裳、鞋帽、帳幄（臥）、氈裘、華蓋、盔甲等；制陶方面，造出碗、碟、釜、盤、盂、灶等；冶煉方面，制造銅鼎、刀、錢幣、銅鏡、鐘、銃（沖4聲）等；建筑方面，建造宮室、鑾殿、庭、堂、觀、閣、城堡、祠廟等；交通方面，制造舟楫（及）、車輛、指南車等；兵械方面，制造刀、槍、弓矢（詩）、弩、旗幟、云梯、樓櫓、炮、劍、射御等；日常生活方面，烹制粥、飯、酒、肉，制作斗、墨硯、幾案、印、珠、燈、床、席、蹴鞠（促居，古代時踢的足球）等。這就印證了我們前面的觀點，黃帝并不是一個個體，而是一個充滿創造精神的我們先祖的群體。盡管有些傳說將他個人在這方面描述得有鼻子有眼兒，說他發明這個，制造那個，還說他的妻子元妃嫘（雷）祖是種桑養蠶、抽絲織綢的發明人。實際上我們知道，這么多的發明創造是不可能由一個人來完成的，歷史也不是一個人創造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但歷史就是這樣，將其賦予了黃帝這個偉大人物，使其閃爍著時代的光輝。

    從這一點上講，黃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富有創造和建設精神的王者之一，這也是他備受人們尊崇的原因。人們看待偉人，要看他們摧枯拉朽，成就江山，具有超乎常人的毅力、智謀和堅韌；更要看他們的發明創造，建設成就，給后人留下的物質和文化遺產。黃帝的作為，或者說后人對黃帝的描繪，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時代呼喚文明
 
    社會的發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出現對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訴求。社會需要安定，人常說“安居才能樂業”，在戰亂、動亂之中經濟、科技、文化等都很難進步，實現安定及穩定，是每個政治家及廣大黎民百姓所渴望和追求的。

    在黃帝所處的年代，部落紛爭，戰事不斷。說白了就是各自為政，誰也不服誰，誰也管不了誰。各部落的心思都用在搶掠和抵御上，仇視、殘忍、破壞，極大地限制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就需要有一種制約的力量，來停止爭斗，實現和平。怎么辦呢？跟大家講道理，陳明利害，進行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顯然是不行的，沒人買你的賬，因為爭斗的背后是各自的利益。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利用戰爭，用暴力消除暴力，用野蠻來構筑文明。對于這一點，黃帝和他的同僚們也許認識得并不那么清楚，但做的卻異常堅決。黃帝審時度勢，抓住時機，毅然披掛出征，以巨大的勇氣和魄力，統兵作戰，打敗了蚩尤和炎帝，成為了王者。
關于黃帝與蚩尤、炎帝的戰爭說法很多，但大概是這樣一個過程：蚩尤居于南方，實力日壯，不斷擴充領地，兼并鄰里。當時實力強大的炎帝已經衰落，部落間互相攻擊，戰亂不已，生靈涂炭。于是炎帝求助于黃帝。黃帝毅然擔負起安定天下的責任，討伐蚩尤。

    蚩尤號稱有18個兄弟，全為獸身人面，銅頭鐵額，不食五谷，只吃河石。他們擅長制造刀槍、弓弩等兵器，武藝高強。黃帝與之作戰，歷經15旬（1旬為3個月），未能獲勝，只得退兵。黃帝憂心忡忡，一天夜里，他夢見大風吹走天下塵垢，又夢見一人手執強弩驅趕羊群。醒來暗想，風吹塵垢，土解化清；強弩為力，驅羊為牧，難道是有風后和力牧二人相助？于是就遣人遍尋天下，在海隅（雨）找到了風后，在澤邊找到了力牧，封風后為相，力牧為將，在涿鹿郊野與蚩尤大戰。蚩尤布下百里大霧，三天三夜不散，黃帝令風后造指南車破之；蚩尤又請來風伯、雨師呼風喚雨，黃帝請來旱神止住。經過激烈的戰斗，終于將蚩尤擒獲而誅之。

    炎帝雖然衰敗，但實力尚存，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不甘于黃帝稱主，企圖奪回失去的地位，起兵攻打黃帝，二者決戰于阪泉之野，經過三場惡戰，黃帝得勝。于是，黃帝召集政治會盟，被擁立為天下共主，號令天下。因有土德之瑞，土為黃色，故稱為黃帝。
這里得說一下蚩尤。由于長期形成的歷史觀點，在史學界和人們心目當中黃帝和炎帝是文明的開創者，是中華民族的祖先，而蚩尤則是“異族”，是個“反面人物”，被描繪成妖魔鬼怪，蚩就是“蟲”的意思。實際上蚩尤與炎帝一樣是神農氏的后裔，后遷移到長江一帶，與遠古的“九黎”、“三苗”、“南蠻”有著淵源關系，被認定是苗族的祖先。后來經過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大的華夏族。所以，他與黃帝、炎帝同為華夏民族的祖先，在張家口的涿鹿建有祭奠這三大人文始祖的三祖堂。因為他作戰勇猛，被后人尊為“戰神”；而且他喜歡表演，頭戴牛角，表演雜耍，據說雜技就是從“蚩尤戲”演變而來的。

    結束爭斗，實現和平，但要想真正安定，還得立章法，定規矩。黃帝在這方面貢獻很大，對后世很有影響。他建立國家體制：劃野分疆，八家為一井，三井為一鄰，三鄰為一朋，三朋為一里，五里為一邑，十邑為都，十都為一師，十師為州，全國共分九州；他設官司職，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設三公、三少、四輔、四史、六相、九德等共120個官位管理國家；對各級官吏提出“六禁重”，“重”是過分的意思，即“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實際上就是要求官員要節簡樸素，反對奢靡；提出以德治國，“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設立“九德之臣”，教養百姓九行，即孝、慈、文、信、言、恭、忠、勇、義，進行思想道德建設；在使用人才方面，他訪賢、選賢、任能，因才使用；實行以法治國，設“禮文法度”、“治法而不變”，命力墨擔任法官、后土擔任獄官，對犯罪重者判處流放，罪大罪極者判處斬首等。當然這都是后世記述的，當時是不是真有這么高的水準恐怕誰也說不清楚。還是那句話，它包涵了歷史的積累和后人對政治的理解。

    社會穩定，體制確立，給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空間。黃帝稱主后，發明歷數、天文、陰陽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紀年、文字、圖畫、著書、音律、樂器、醫藥、祭祀、婚喪、棺槨、墳墓、祠廟、占卜等等。他使大撓（淖）作甲子，劃星辰為28宿，以甲乙十天干紀日，以子丑十二辰來紀月，以六旬為一甲子；他與岐伯論病理，作內經，即《黃帝內經》，是中國最早的醫書，為黎民百姓醫治病患；他命隸首作數，也就是數學，定度量衡之制；他命風后繪制奇圖，始制陣法；他命伶倫取谷之竹以作簫管，定五音十二律，即最早的音樂；他使倉頡始制文字，具六書之法；他采首山(河南襄城縣)之銅鑄造貨幣；他制造舟車、弓矢，筑城邑等等，史稱當時百姓“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一派太平景象。
這里應當指出的，黃帝所處的時代畢竟是華夏文明比較初始、低級的階段，人們對它的記述是比較抽象、大部分屬于推斷性的，當時人與人的關系都比較簡單，各種矛盾并沒有顯露出來。歷史應當給予其高度的評價，但要把其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至高境界，就像評價我國五六十年代的社會發展，也是不足取的。

    談談“根基”
 
    黃帝作為華夏文明的開創者，其所創立的政治及社會發展模式對后世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中國以后的社會基本上是沿著它的軌跡而行進。它既是文明史的發端，也是文明史的“根基”。剖析這一“根基”，對認識我們的社會發展是有意義的。

    首先說它的文明類型。我國是一個以農業占主體的國度，農耕文明是華夏文明的主流和底色。人類社會有農業、游牧、海洋以及后來的工業等多種文明類型，我國雖然有漫長的海岸線和一望無際的沃野和草原，近代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農耕文明始終占據著主體地位，成為一種傳統。這跟黃帝的文明始創不能不說有著一種傳承和淵源的關系。當時我國的中原地區農業發達，農耕和桑種達到較高的水平，黃帝以此立國，建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從此，黃帝及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將農耕視為立國之本，不僅把它看作是生產方式，更把它作為社會的運作模式和思維模式，其他的社會構成都圍繞這一核心展開。

    農耕文明無疑是當時高級的文明形態之一，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到過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它將人們從采摘、狩獵、捕魚等原始的初級行為進化到播種、畜養等較高級的階段，由動蕩變為安定，從無序變得平穩。但其卻有著明顯的缺陷，那就是比較封閉，生產規模狹小，張力不足。

    與之相關連的是它的政權形式。農耕的生產組織是一家一戶的，分散，交互性差；處于大河流域的地緣條件，必須進行統一的治理。于是，家長制、宗族制以及大而化之的皇權制，就成為其基本的管理組織模式。兒子對老子，宗里對族長，庶民對皇上，關系是固定的，前者必須屈從和忍讓，沒有話語權，不能參與管理；而后者則享有太多的地位和權力，不受約束。在這種條件下，明君和賢達政治就成為了人們所期待的。黃帝之所以受到那樣多的贊譽、稱頌，就是這種期待的一種體現。在這種管理體制中，明君可以充分彰顯個人的魅力，而昏君則可以利用制度的欠缺為所欲為。這就使得我們的歷史發展中出現過黃帝創國、堯天舜日、大禹治水、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社會發展的鼎盛階段，更有紂王喪國、始皇專權、煬帝暴政、南宋偏安等昏暗的時期。對于廣大民眾來說，家族、宗族和政權的統治，是壓在人們頭上的大山。

    基于農耕的基礎，我國的政權呈現出內斂的特點。守護土地，統治臣民，自我為中心，排斥外來的影響。中國的政權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說主要是對付老百姓的，起碼在排序上是如此，“攘外必須安內”。盡管黃帝在創立初期抱著良好的愿望，帶領群眾致富，但事物的發展必將走向它的反面，成為統治人民的工具。在對待周邊的問題上，習慣于采用“安撫”的手段，不善擴張，對外交往多陷于被動。

    與專制相匹配的是個人的崇拜，在中國的政治模式中君權同神權是合一的。黃帝在作為王者的同時還是道教的鼻祖，是龍的化身，他的生日二月二被稱為是“龍抬頭”，在作為現實人的同時還是一個崇拜物。現實的人被神化，神話在現實人身上展現，“君權神授”，這種模式加重了專制的程度，也使王者的所作所為變得心安理得。

    經濟的形態嚴重地桎梏著人們的思想，世代耕種的農民被固定在狹小的土地上，年復一年的勞作，使得眼界狹窄，創造性差；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難于擴大生產規模，形不成社會化的大生產，人們的協作意識、群體意識嚴重不足；小農經濟限制了人們的交往，自我封閉，孤芳自賞，對外開放嚴重不足；國家以貢賦和徭役的形式征收農民的勞動成果，盤剝量大，人們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受到限制，奴婢意識較濃，主體意識不強。這恐怕是黃帝創立文明之初難以預料、也不可能預料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