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仍可查的歷史文獻中，尤其是唐宋時期的地方文獻和文人文獻中，并沒有說明為什么祝英臺竟然能夠在三年之中不露其女子身份。而在后來的梁祝故事傳說中，特別是小說戲曲類文本中，這個問題又是無法回避繞過的。
　　
　　僅就宋張津《干道四明圖經》中所引初唐梁載言《十道四蕃志》、晚唐張讀《宣室志》以及宋李茂誠《義忠王廟記》這幾種較早且相對完整的有關梁祝傳說的文獻而言，幾乎是只字未提及此事。
　　
　　《干道四明圖經》文中就“義婦冢”作解釋說：
　　
　　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在縣(即鄞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嘗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為女也，其質樸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上述文獻一是提到梁祝曾經同學三載(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材料中還提到“舊記”，表明有關梁祝傳說此前尚有文獻記載)；二是山伯與英臺同窗期間，并不清楚英臺的女子身份；三是對山伯的道德品格予以肯定，稱其“質樸”。文獻似乎是在暗示，英臺身份之所以沒有泄露，與山伯“質樸”的品性有關。有關梁祝同學，張讀《宣室志》中敘述如下：
　　
　　英臺，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為女子，悵然如有所失。
　　
　　與初唐梁載言的文字記述所不同者，張讀的記述中增加了數處關鍵信息，一是英臺“偽為男裝游學”；二是二人“同窗兩載”后，“祝先歸”“山伯訪之”。山伯因何訪之？文字材料中沒有說明；三是山伯探訪英臺之時，才知道英臺為女子之身，“悵然若有所失”。換言之，同窗期間(盡管此文獻說是兩年)，山伯還是不知道英臺女子身份。至于為何如此愚鈍，文獻中也沒有說明。
　　
　　宋代李茂誠的文獻中增加了梁祝二人路遇結伴的細節，但也沒有追問英臺緣何三年未露其身份：
　　
　　神諱處仁，字山伯，姓梁氏，會稽人也。神母夢日貫懷，孕十二月，時東晉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聰慧有奇，長就學，篤好墳典。嘗從名師過錢塘，道逢一子，容止端偉，負笈擔簦。渡航，相與坐而問曰：“子為誰？”曰：“姓祝，名貞，字信齋。”曰：“奚自？”曰：“上虞之鄉。”曰：“奚適？”曰：“師氏在邇。”從容與之討論旨奧，怡然相得。……于是樂然同往，肄業三年。祝思親先返，后二年，山伯亦歸省。之上虞，訪信齋，舉無知者。……
　　
　　而在民國張恨水的長篇小說《梁山伯與祝英臺》以及其它故事傳說中，多引所謂“金磚說”“紙灰盒說”等，來說明祝英臺是如何保護自己的女子清白之身不致泄露的。香港電影《梁祝》中，又引入了所謂“水碗說”──祝英臺與梁山伯雖同處一室，但每逢夜宿，輒與山伯之間放置一水碗，以防越界。
　　
　　這些說法，固然有趣，但大多是后人附會，還是無法從根本上消除人們對這一民間傳說能夠成立的疑慮，也就是英臺與山伯同窗三載而能成功“隱身”，乃是梁祝傳說得以成立的基礎。倒是有些民間傳說，說英臺父母因無他子，從小就讓英臺著男裝，幾乎是當男子來養。這就導致了英臺在外形、性格、行為等方面，幾乎與男子無異。于是乎出門游學的英臺，根本不需要再作什么額外偽裝。這固然是一種說法。
　　
　　還有傳說是英臺出門游學，年齡不過在十四至十六歲之間，當時性別特征尚不分明。再加上英臺臨出門前在母親經堂中發有誓愿，所以時時警惕，故未泄密。
　　
    也有說英臺裝扮的是一個讀書人。而古代讀書人所崇尚的知識性格本來就是一種帶有中性色彩的“溫柔敦厚”。這種性格界于男、女性別之間，具有一種知識身份上的“中間性”、“模糊性”或者偽裝性。因此，英臺與山伯同學三載而不被其識破。當然這也與山伯“質樸”的性格有關。有的文獻說山伯性格不是質樸，而是愚誠，也很有趣。（原標題：祝英臺在梁山伯身邊三年何以不露女兒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