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稱中國"四大傳說"的孟姜女傳說、梁山伯祝英臺傳說、白蛇傳傳說，以及在民眾中也流傳非常廣泛的董永傳說、西施傳說、濟公傳說，于2006年5月20日被納入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在我國文化史上開了民間傳說受到國家保護的先河。但公眾對于"四大傳說"之一的牛郎織女傳說竟然沒有一個地方申報、故而未能進入第一批國家名錄感到非常遺憾和失望，自然也成為我們這些多年來從事民間文學搜集、研究與保護工作的學人的心頭之痛。好在，等待了兩年之后，2008年1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公示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推薦名單中，終于載入了牛郎織女傳說，而且確認山東省沂源縣、陜西省長安縣、山西省和順縣為該傳說的第一批保護地。（2008年6月15日國務院正式公布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牛郎織女傳說"已被批準納入，編號為：Ⅰ-36。保護地只批準了山東沂源縣與山西和順縣兩地。）對此，我和同行們無不感到欣慰，額手稱慶。
　　
    我所以把牛郎織女傳說的這三個重要流傳地稱為第一批保護地，是因為近年來積極申報牛郎織女傳說保護地的地區還有好幾處，如河南省的安陽市、江蘇省的太倉縣、河北省的內丘縣、甘肅省的西和縣等。這些提出申報的地區所以沒有被采納進入國家級"非遺"的"民間文學"類名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因為他們申報的重點側重于七夕節而非傳說，有的則由于他們所提供的材料主要是想以當地某些文物或風物來證明他們那里是牛郎織女傳說或七夕的起源地，而他們所提供的傳說文本又不足以證明牛郎織女傳說在當代還有廣泛的流傳和承遞。筆者希望這些地區繼續努力，做扎實的田野工作，組織基層文化干部或與高校和研究單位學者們合作，對當地流傳的牛郎織女傳說進行廣泛而科學的搜集，拿出科學性比較強的記錄文本和切實可行的保護工作計劃來，再行申報。
　　
    我想，在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時，牛郎織女傳說所以遇到各地文化主管部門的冷淡，除了參加這項工作的文化干部對民間傳說不熟悉又沒有下鄉去做實地調查采錄而外，也可能與這個傳說在近代以來處于逐漸衰弱的發展趨勢不無關系。20世紀前半葉，被文人學者搜集記錄下來并公開發表的牛郎織女傳說，與同時期發表的孟姜女、梁祝、白蛇傳等三個傳說相比，數量上是最少的。筆者所能找到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材料，充其量不過十數篇。筆者在編纂《中國新文藝大系o民間文學集》[1937-49，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年]時搜集到的牛郎織女傳說計有：[1]靜聞（鐘敬文）記錄《牛郎織女》，流傳于廣東陸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2005年第10期；[2]王茀橋記錄《牛郎織女的故事》，流傳于廣東，《民俗》周刊第80期，1929年10月20日；[3]蔡維肖搜集《牛郎織女》，流傳于福建南安、泉州、漳州一帶，謝云聲編《福建故事集》，廈門新民書社1930年1月初版；[4]孫佳訊記錄《天河岸》，流傳于江蘇灌云縣，林蘭編《換心后》，上海：北新書局1931年；[5]鄭仕朝記錄《牛郎織女》，流傳于浙江永嘉縣，《新民》半月刊第5期，1931年；[6]林秀蓉搜集記錄《牛郎織女》，流傳于山東，方明編《民間故事》，上海：元新書局1937年3月初版；[7-8]趙啟文記錄《牽牛郎》兩篇，流傳于山東諸城，王統照編《山東民間故事》，上海：兒童書局1937年8月初版；[9]《牛郎織女》，歐陽飛云《牛郎織女故事的演變》引，見《逸經》雜志第35期，1937年；[10]《牛郎織女》，李浩編《民間故事新集》上海大方書局1947年再版；[11]《牛郎織女》，《民間神話》，上海：國光書店。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各地民間文學工作者在全面搜集基礎上編纂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各省卷本中，入選的牛郎織女傳說的數量，也顯示了這個傳說在各地的流行仍然處于弱勢，不像董永傳說那樣因受到戲曲和電影的激發而在民間重新獲得了傳播的活力。
　　
    據陳泳超先生告知，他在編輯"牛郎織女傳說系列叢書"之《牛郎織女傳說》這一卷的過程中，查閱了《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的縣卷資料本，共收錄牛郎織女傳說達到了140篇。全國各地的民間文學工作者在20世紀80年代記錄下這么多牛郎織女傳說的不同異文，給我輩和后代學人研究中國民間文化的發展流變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實在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
　　
    民間傳說主要是在原始的或自然經濟為主的農耕文明和宗法社會條件下的民眾集體的精神產物。2 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全面而深刻的轉型期，即由原始的和自然經濟為主的農耕文明和宗法社會，向著現代化、市場化、城鎮化、現代文明的急劇過渡。在"四大傳說"中，牛郎織女這個美麗哀婉的悲劇傳說是見諸史籍最早，并由神話而傳說而故事，經歷過不同的發展階段，在民間傳誦了兩千多年的傳說，到了現當代，因生存條件的變化開始逐漸呈現出了衰微的趨勢。民間傳說在歷史流傳途程中，會發生或強或弱的變異，像滾雪球那樣粘連上、附會上、疊壘上或兼并上一些異質的東西，如情節、枝杈、細節、人物與場景，甚至導致主題和情節的兼并、融合和轉變，這是口頭文學的發展嬗變規律，牛郎織女傳說亦然。牛郎織女傳說在社會轉型的現代條件下出現的衰微趨勢，不僅表現在流傳地區和傳播群體的萎縮上，而且也表現在情節構成的停滯和故事元素的衰減上。牛郎織女傳說在現代條件下的遭遇，無疑是傳統文化現代嬗變的一個饒有興味的文化個案。
　　
    古代，牽牛和織女原是天上銀河系的兩顆星辰，是否有一個以牽牛星和織女星為主人公的神話，畢竟留給我們可供研究和判斷的文獻太少了，故而一向有不同見解。如20世紀早期研究者黃石說："牛、女的故事，可謂我國星宿神話中之碩果僅存者。"（《七夕考》，《婦女雜志》第16卷第7號，1930年7月，上海）；如[日]新城新藏，其說見《宇寓大觀》第227頁（王孝廉《中國的神話傳說o牽牛織女的傳說》第187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初版）；如劉宗迪，其說見所著《七夕故事考》。
　　
    如果說，《夏小正》中"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的文字還只是關于織女星的記載而缺乏神話情節和內容的話，那么，《詩經o小雅o大東》中的詩句"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就包含了一個富有幻想的星辰神話：說的是非現實生活中治絲織布的織女和耕田拉車的牛，而把天上的織女星想象為一個治絲織布的織女，把牽牛星想象為一個挽牛耕田的牽牛郎。一向以來，學界大多傾向于認為，牛郎織女傳說形成于漢：西漢或東漢。其證據有：《古詩十九首》之《迢迢牽牛星》；西漢班固《西都賦》："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云漢之無涯。"；東漢應劭《風俗通》（逸文）："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皆髠，因為梁以渡織女故也。"（《歲華紀麗》引）；唐《白氏六帖》引《淮南子》之"七夕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歐陽云飛《牛郎織女故事之演變》，見《逸經》第35期，1937年8月5日），等。1975年11月在湖北省云夢睡虎地出土的戰國秦簡《日書》中的記載："丁丑o己酉取妻，不吉。戊申o己酉，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甲種一五五正）；"戊申o己酉，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甲種三背），（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第206-208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其直接的意思，固然說的是不宜嫁娶之日，是禁忌，其故事卻已經是牽牛和織女這一對有情人、而愛情最終成為悲劇的傳說。這兩段文字，不僅改寫了長期流行于學界的牛郎織女傳說形成于漢代的結論，將其形成期由漢提前到了春秋至秦，至少不晚于墓主人喜卒亡之日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217年），而且也對《詩經o小雅o大東》由于文體的局限所導致的牛郎織女神話的缺環，提供了重要的情節上的補充和連接。也就是說，到了戰國時代，這個原本是星宿神話的故事，已經發展演變成為一個織女和牛郎的愛情悲劇故事了。
　　
    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到了漢魏及其以降，《古詩十九首o迢迢牽牛星》里出現了銀河相隔、"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情節；應劭《風俗通》（逸文）中增益了"使鵲為橋"的情節，故事已經發展得完備了。到了唐代，牛郎織女傳說完整形態及互為表里的七夕習俗，都發展得成熟而定形了。正如有的學者說的，"至唐代，牛郎織女神話完成了向內涵豐富、功能多樣的節俗形式的演變"（李立《牛郎織女神話敘事結構的藝術轉換與文學表現》，《古代文明》2007年第1期）。（有學者認為，七夕節就其性質而言，應是中國的"女兒節"，見程薔、董乃斌《唐帝國的精神文明--民俗與文學》第6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8月）。而此后的千多年來，這個相對定形了的傳說，似乎再也沒有太大的發展演變了。
　　
    牛郎織女傳說的起源問題，始終是20世紀中國學界關注的一個問題，卻也始終處于裹足不前的狀態。只是到了世紀末，即云夢睡虎地材料行世20年后，對這一傳說的起源研究和文化解讀才終于邁出了新的一步。這方面的研究不少，但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研究結論都能被接受。如有學者把牛郎織女的婚姻引申解讀為"傳統走婚制與新夫妻婚制的妥協"，織女為"低級的""走婚者"，而牛郎為"高級的""夫妻婚者"。這樣的解讀和結論，怕是很難有較大的說服力。
　　
    在2003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框架下開展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申報和認定，在新的形勢下重新激發起了關于牛郎織女起源問題的大討論。在這次大討論中，無論是在紙質媒體和學術報刊上，還是在網絡虛擬媒體上，發表了數量不少的文章，應該說，不同立場的論者都有了較大的視野開掘和理論提升，除了對古文獻的解讀對學科建設的貢獻外，地方學者在保護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對有關牛郎織女的地方文化資源的開掘，大大地豐富了我們過去在牛郎織女傳說上的狹隘眼界。當然，也要指出，有些地方出于利益的考慮，把目光放在了爭奪傳說的原生起源地上，未免把原本屬于學術性質的問題利益化、庸俗化了。事情的另一面是，缺乏對現代口傳材料的苦心搜集和理性觀照，已成為當下研究者的時代通病。從全國來看，20世紀80年代圍繞著"中國民間故事集成"而進行的民間故事調查采錄，提供了那個已經成為歷史的時代的傳說記錄，盡管其地理分布和記錄質量都未見得能令人滿意。往者已矣，現在我們所缺少的，是這一傳說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這十幾年間在民間流傳的口傳文本的記錄，而這無疑是研究民間文化的發展變遷、以至文化國情的重要依據。國務院文化部于2005年啟動了"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今年年底應是宣告基本結束的日期，可惜至今我們還沒有看到更多能夠顯示出時代烙印的牛郎織女傳說的口傳記錄資料問世。在此情勢下，山東省沂源縣的地方文化工作者，在學者們的幫助和指導下，兩股力量通力合作，深入到民眾中去進行了艱苦細致的田野調查，搜集采錄了一批現在還流傳在民眾（主要是農民）口頭上的牛郎織女傳說，并對21世紀初當下時代的生存狀況進行了分析研究，撰寫出了田野調查報告，為這個有著兩千多年流傳史、至今還在民間廣泛傳承的牛郎織女傳說的保護，交出了第一份答卷。
　　
    我想，由葉濤教授和韓國祥書記主編、許多知名學者和文化工作者參加編輯的這套包括口頭傳說集、研究成果集、史料集、圖像集、調查報告集等多項成果在內的《牛郎織女傳說系列叢書》，將為牛郎織女傳說的口頭傳承和生命延續，也為這個傳說同時以其"第二生命"在國內外讀者中廣為傳播，提供了依據或參考，僅這一點就是可喜可賀的，而于"非遺"保護工作的推動、于民間文學學科的建設，都將是有益的。（原標題：牛郎織女傳說的時代命運）




來源：中國文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