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著重從宋劉二人的年齡、親屬關系、政治地位等方面探討了宋劉命案的不可能因素,得出宋劉二人的命案是一場歷史誤會的結論。
　　
    “代悲白頭翁”是膾炙人口的唐詩精品,其中“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更是廣為流傳,只是在《全唐詩》中,卷八十二收錄此詩時的作者署名為“劉希夷”,而《全唐詩》卷五十二又收錄此詩題目作“有所思”,作者卻是宋之問。又《唐文粹》卷十八,此詩名為“有所思”,作者也是宋之問。而細讀“代悲白頭翁”與“有所思”兩詩并沒有很大的區別,只是宋詩中將“洛陽女兒惜顏色”一句,改為“幽閨女兒惜顏色”,其余的詩句全部相同。在《全唐詩》中所選的《有所思》一詩題下,編者還特意加上注釋:“一作劉希夷詩題云代悲白頭翁。”
　　
    由此可見,這首《代悲白頭翁》,更確切地說是這句“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版權歸屬之爭由來已久,而關于宋之問因為這句詩用土袋壓殺了自己的親外甥劉希夷的說法,也一直是學術界關注并爭論的一個問題。這還是要先從劉宋二人的關系論起,方能弄清問題的真相。
　　
    一宋之問是劉希夷的舅舅嗎
　　
    關于劉宋二人舅甥關系,新舊唐書上均無明確的記載。不僅沒有二人親屬關系的記載,就連劉宋二人的出生年月,也記載得不甚分明。僅據《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七“宋之問”條記載:“(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父令文,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辯。甫冠,武后召于楊炯分直習藝館。”又據《唐才子傳》卷第一“宋之問”條記載:“之問,字延清,上元二年(675)進士。偉貌辯給。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又據宋之問所撰《秋蓮賦》一文自序云:“天授元年(690),敕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于洛城西。”假如宋之問在武后的天授元年(690)才甫冠,也就是剛剛二十歲的話,由此推得宋之問當生于高宗咸亨二年(671)左右。
　　
    而劉希夷的年紀到底多大呢?據《唐才子傳》卷一“劉希夷”條記載:“上元二年(675),鄭益榜進士,時年二十五。”而死時“未及三十”所言,推斷出劉希夷當生于651年左右,應當死于678至679年間。這樣算來,劉希夷故去時,宋之問還不到10歲,他怎么可能殺了比他大二十歲的劉希夷呢?而且在上元二年的時候,宋之問才不過5歲,怎么可能中進士呢?這顯然是不合情理的。
　　
    因此,傅璇琮先生考證,《新唐書》中所記“甫冠”是錯誤的,又據《唐才子傳》記載宋之問“開元二年進士”來推論,宋之問當生于公元656年。聞一多先生《唐詩大系》中也認定宋之問生卒于656至712年,而劉希夷生于651年,因此,劉宋二人才能成為同年的進士,而劉比宋大5歲。
　　
    但諸位前輩只是考據了劉宋二人的年紀,對于二人是否具有舅甥的親屬關系卻并未明示。而最早明確地說出宋之問殺害劉希夷之事件的是唐人劉肅所撰的《大唐新語》。《大唐新語》卷八“文章”條云:
　　
    “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詞旨悲苦,不為時所重。善琵琶,嘗為《白頭翁》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與石崇‘白頭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嘆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為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后孫撰《正聲集》,以希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所稱。”
　　
    而明確地記下劉宋二人是舅甥關系的是韋絢所撰的《劉賓客嘉話錄》。《劉賓客嘉話錄》有云: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后來歷代各種版本中的關于劉宋之命案的記載皆從此兩本古籍之說而來。從時間上來看,《大唐新語》(成書約于807年)要早于《劉賓客嘉話錄》(成書于856年),所以《劉賓客嘉話錄》除了對《大唐新語》里記載的內容全面承繼之外,還有了自己的發揮,多了“其舅宋之問”一句。但如果深入分析《大唐新語》中的記載,就會看出:1,文中并未記載劉宋二人的舅甥關系;2,對宋之問殺了劉希夷一事的記載為“或云宋之問害之”,顯然是不確定的;3,從此記載里可以看出,劉希夷寫出這兩句詩時,并不真心喜歡,反而生出一種不詳之感而惴惴不安,如果宋之問真的那么喜歡這兩句詩并向劉希夷“懇乞”的話,劉希夷為什么不把這個讖語般的詩句轉嫁到別人身上而使自己擺脫厄運呢?
　　
    再分析《劉賓客嘉話錄》里記載的內容,也會看出:從宋之問時代(公元656-712)到劉禹錫時代(公元772-842),時間已過去了一百多年,再把兩書的成書時代加進去的話,時間就更加長久。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時光后,對于歷史真實面目的偏差已不可避免,再加上《大唐新語》的內容和體例完全模仿《世說新語》,因此在內容上難免追求離奇,以增強可讀性。而這種記載到了約50年后的《劉賓客嘉話錄》里,毫無根據地又增加了“其舅宋之問”的細節,其實也是追求“可讀性”的一種表現。
　　
    至劉禹錫時代,《大唐新語》已在世面上通行多年,劉禹錫很有可能早年讀過此書并把書中的內容加進了更多的傳聞,而熱心于寫筆記小說的韋絢(還撰過《戎幕閑談》)是課余時間偷空記下了劉禹錫所說的內容的:
　　
    “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文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即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
　　
    從這段序言里我們可以看出:劉禹錫談論這些朝中往事時態度是不嚴肅的,而記錄這些話的韋絢也是不認真的,記下這些陳年舊事只是為了“傳之好事,以為談柄也”。
　　
    二宋之問有殺劉希夷的理由嗎
　　
    至于宋之問殺害劉希夷的理由,歷代的筆記小說都說得很詳細: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如果假定他們是舅甥關系的話,這舅甥二人的全部過節也就在這兩句詩上。而據《大唐新語》記載,劉希夷當初寫下這兩句詩時,認為似讖語,現在真的有人要把這兩句詩要去,他應欣然應允,卻又何會讓宋之問“懇乞此兩句,許而不與”,致使骨肉相殘呢?似乎沒有道理。
　　
    再從劉宋二人的名氣來看,新舊唐書上寫得很明白:“之問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可見宋之問在年幼時就已經成了小才子。而對于劉希夷,《舊唐書》的評價是:“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善為從軍閨情之詩,詞調哀苦,為時所重,志行不修,為奸人所殺。”這段話與《大唐新語》的記載很相似,只是《大唐新語》中多了一個“不”字,意思就全然不同了:“(劉希夷)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詞旨悲苦,不為時所重。”
　　
    不管是“為時所重”還是“不為時所重”,總之劉希夷與宋之問相比,名氣差了許多,所以宋之問想用劉希夷的一句詩為自己提高知名度,似乎荒唐。對此說的疑心是古已有之的,宋人魏泰曾云:“吾觀之問集中,盡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采,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清人沈德潛云:“此因之問品屬下流,而以惡歸之。其實之問詩高于劉,不用攘竊他人也。雜說不足為憑,每每如此。”從宋之問的政治生涯上看,宋之問的鼎盛時期是在武則天當權后的久視元年(700)。宋之問這遲來的好運氣劉希夷并沒有看到,因為他已于公元679年左右去世,所以當劉希夷去世時宋之問還是一介普通的布衣或者小官吏而已,多一句好詩少一句好詩對他前程并沒有多大的幫助,所以宋之問不會這樣做才是合乎情理的。
　　
    再者,據各史書所記,宋之問是苦愛劉希夷的一句詩而殺害劉希夷的,但真實的情況卻是《全唐詩》和《唐文粹》都把整首詩編入了宋之問的名下,這又與史書中所記載的“懇乞此兩句”不符。如果真如史書中所記載的宋之問懇乞的只是這兩句詩,他完全可以把此兩句要去套用在自己的詩篇里,沒有必要把整首詩拿去而給后人留下明顯的話柄。僅從這一點看,宋殺了劉這一事件的可信性就打了折扣。
       
    綜上所述,結論就是:宋之問沒有殺害劉希夷的理由。【原標題：宋之問與劉希夷命案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