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詩歌是中國文學遺產的瑰寶，影響之大，在當時就遠達***。李白與杜甫當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白居易的名聲并不亞于李白與杜甫。

    白居易的詩歌自有十分顯著的特點，題材之廣泛、內容之豐富非任何詩人所能比擬，超越了“詩言志，文載道”的范疇。舉例言之，他對當時音樂、舞蹈的詩歌就數量既多，而且繪聲繪影，彌補了史書留下的巨大空白。

    欣賞牡丹是唐代朝野都流行的時尚，詩人題詠牡丹更是蔚成風氣，但絕大部分詩人都是集中在贊美牡丹的“國色天香”方面，佳句麗詞，連篇累牘。在這方面，白居易也不例外，但是，他經常想得更多，看得更遠，可以說沒有模仿前人，更未落入俗套。茲舉三方面論證之。

    李白與杜甫的友誼非同一般，由于李白有時狂放到了狂妄的程度，又經常遭人嫉忌，因此出現了“世人皆欲殺”的氣氛，而杜甫依舊“吾意獨憐才”。白居易與元稹的友誼有過之無不及，他們不僅在生活上能相互關懷，而且對政治、文學的看法也極其近似，所以當時就被認是同一流派的詩人，而有了“元白體”之說。

    白居易、元稹曾同時在朝為官多年，不僅彼此唱和，一起聽歌、賞花、飲酒，也是常事。長安與洛陽都以種植牡丹、觀賞牡丹為風流韻事，騷人墨客自然也寫了大量關于觀賞牡丹的詩。

    必須說明的是，當時既無公園或植物園一類設施，御花園或宰相府等又不對外開放。幸而佛教的寺院極多，頗具規模的，也就在花木方面設法吸引文人、富豪或閨秀。“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寫的是常熟虞山的破山寺，長安、洛陽的寺院則有過之無不及。

    人們有一種習性，喜愛與良友或親人共賞良辰美景的興趣，如果良友或親人不在身邊，會因此感到萬分遺憾。一般人遺憾在心而已，而詩人則在觸景生情之余，非把這種遺憾表達出來不可。

    在長安、在洛陽，我們說“冠蓋滿京華”，確實如此。但是另一方面，官場又如棋局，瞬息萬變。往往聲勢顯赫的高官頃刻之間成了階下囚。因此，白居易、元稹共同觀賞牡丹之詩尚未發現。元稹曾貶往荊州，白居易曾貶往江州（九江），有時互通音訊都困難，甚至生死存亡兩不知。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白居易寫了《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

    前年題名處，今日看花來。

    一作蕓香吏，三見牡丹開。

    豈獨花堪惜，方知老闇催。

    何況尋花伴，東都去未迴。

    詎知紅芳側，春盡思悠哉。

    這是白居易第三次來西明寺觀賞牡丹花，像這樣的賞心樂事，最理想的伙伴當然是元稹。但是，元稹身任監察御史，奉命去四川徹查任敬仲等貪官，他雷厲風行，把貪官的罪狀查得一清二楚，反而引起眾官員的恐懼，受到了中傷。回長安之際，夫人病逝。皇帝李純不僅沒有對他嘉獎，反而下令“分務東臺”，把元稹趕出長安，派往洛陽去了。洛陽原來地方上的勢力十分囂張，使元稹陷于困境。

    就這樣，白居易心情十分沉重地單獨來西明寺觀賞牡丹，知元稹不僅沒有能隨同前來，“東都去未迴”，吉兇難卜。賞心不成，反而傷心，何樂之有呢？

    隨后，白居易在第二年又有一首《重題西明寺牡丹》：

    往年君向東都去，曾嘆花時君未回。

    今年況作江陵別，惆悵花前又獨來。

    只愁離別長如此，不道明年花不開。

    原來元稹在東都洛陽千方百計婉拒了貪官的拉攏收買，盡可能做了些對老百姓有益的事情，已經很不容易了。返回長安之際，再一次遭到權貴、宦官們的打擊。不僅沒有受到皇帝李純的嘉獎，反而貶官為江陵士曹參軍，江陵離長安相當遠，級別則士曹參軍遠低于監察御史。元稹當然不能違抗圣旨，倉促就道南下赴任所。

    白居易再一次未能與元稹共賞西明寺牡丹，但是他要重溫從前共賞牡丹的舊夢，還是單獨一個人來到了西明寺。結果自然無法愉快，只有揮之不去的惆悵。

    白居易絕大部分的詩都通暢流利，明白如日常語言。所想所感，躍然紙上。但這兩首題詠西明寺牡丹的詩卻一反常態，除了懷念元稹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的內容了。

    一筆未提牡丹的國色天香，也未寫到西明寺觀花者的高車駟馬，或鬟光釵影，似乎有些無病呻吟。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他為元稹的遭遇、朝政腐敗怒不可遏。只是勉強克制自己，隱忍未發罷了。這種隱忍畢竟是有限度的，早在元稹赴洛陽之時，白居易情不自禁，竟寫了一首《別元九后詠所懷》：“相知豈在多，但問同不同。同心人一去，坐覺長安空。”此詩被認為心目中竟都沒有皇上，更能說明他未能與元稹同賞牡丹的失落感，但遺留下無窮后患，為白居易和元稹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