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傳聞比爾•蓋茨和“股神”沃倫•巴菲特要來中國“勸捐”，凡被邀請參加慈善晚宴者，兩位都會請求他們捐出一半身家。面對“捐還是不捐”的問題，富商和民眾間的答案好像頗有背離，一般人總是想：你有那么多錢，捐出來一些又如何？可消息一出，除了“中國首善”陳光標表示會向慈善機構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產外，絕大多數富豪無不將邀請視為“鴻門宴”，紛紛掛出免戰牌。于是嘆息者有之，痛恨者有之，舉美國兩位做榜樣、循循善誘者亦不少，可惜效果不佳，咱們的富商的確有點油鹽不進的味道。既然這次洋人做榜樣沒什么用，咱們換成古人如何？
　　
    公元前627年，秦國以孟明視為大將，率領300輛兵車偷襲鄭國。路經滑國時，消息被鄭國的牛販子弦高得知。弦高冒充鄭國使臣給秦軍送上了4張熟牛皮和12頭肥牛，聲稱是鄭國國君派自己來勞軍的。對手都知道了還偷襲個什么勁呢？秦軍只有灰溜溜地回家了。作為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模范，弦高青史留芳。留芳固然是美事，但筆者以為，人以自己本職工作留芳才算正常，比如霍去病以戰功、張居正以政治、孟浩然以詩篇。以這個道理來推論，商人也應該自己生意做得好而受尊重，可是在中國歷史上，你能找到幾個因生意做得好而被褒獎的商人？想要在官方話語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們必須選擇背負更多的社會責任，這便是中國商人的“弦高包袱”。在古代，那是捐資助學、助軍，在今天，恐怕就是勸捐了。
　　
    “弦高包袱”來自于中國的重農抑商傳統。從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到清朝雍正皇帝所說的 “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除了宋朝等極個別時代外，重農抑商的觀點貫穿了封建社會的始終。無需另求例證，導致舟山屢遭廢棄的“遷海令”，也和重農抑商的觀點緊密相關。細細排摸起來，就連“商人”一詞的起源，都能看出從事貿易之人的心酸經歷。根據著名歷史學家吳晗的觀點，周滅商后，將殷商的遺民遷移至商丘，并以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進行嚴密控制。被遷徙的商遺民既無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土地，只能發揮自己善于經營的長處，以商業(買賣貨物)作為主要職業。久而久之，商人這一表征商族人的詞語便逐漸被用以指稱遠途貿易者。在周朝的天下，殷商的遺民身為 “亡國之余”而過的四處奔波、受盡屈辱的生活，竟然成了后世中國商人無法擺脫的宿命。
　　
    職業的價值在于職業本身。考量農民，標準應該是糧食豐收；考量工人，標準應該是產品合格；同理，考量商人也不應該另有什么附加標準。陳光標風義高古，自然值得敬佩和提倡，但這并不意味著其他不捐出身家財產的富商必須被指責。我們可以捫心自問，如果自己是富商，我會很愉快地像陳光標一樣“裸捐”嗎？如果不行，我能參加宴會、捐出一半身家嗎？恐怕大多數人的答案會和現在的富豪一樣。捐助起于行善的能力，更源于內在的善心和境界。拿普通人做不到的標準要求商人、給他們加上沉重的“弦高包袱”，除了被要求者的反感，還能收獲什么呢？
       
    9月12日上午，位于定海芙蓉洲路聚奎弄6號的劉鴻生紀念館開館(9月12日《舟山晚報》)。作為“舟山精神”的代表，劉先生既是大實業家，又是大慈善家。因為劉先生的事業多在上海，舟山人對其造福桑梓、作為慈善家的一方面可能體會更深。但我們應該知道的是，作為實業家的商人本身就應該享有榮譽，我們對劉先生的尊敬，當然也應該是雙份的。【原標題：卸下中國商人的“弦高包袱”】

    來源：舟山日報     作者:秦淮南 時間： 2010年0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