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特別重視蓋棺論定，唐宋以后撰寫墓志成風。墓志上全是好話，隱惡揚善，錦上添花，以假亂真，有的甚至與事實南轅北轍，孝子賢孫們看了當然很舒服，祖上有德，自己有光，但對歷史真相卻完全是一種歪曲與褻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誰作墓志堅持說真話就很容易得罪人，甚至弄出很大的矛盾來，歐陽修至少有幾次碰上這樣的麻煩。

    一次是為老朋友尹師魯寫墓志銘。歐陽修寫得相當簡明扼要，而且講求用詞分寸，結果死者家屬大為不滿，最后干脆不用他的文稿，另請人重寫一篇。對此，歐陽修專門寫了一篇《論尹師魯墓志》，解釋他為什么要那樣撰寫。尹氏之子希望墓志中寫上其父是最早開始寫古文的先驅，在反對腐朽駢體文方面有巨大貢獻。而歐陽修認為不能這樣寫，他說：“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茍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也。”歐陽公強調寫墓志銘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隨便拔高。他指出，對尹師魯的評價已經足夠了，不能再高。至于墓志銘寫得簡短的問題，歐陽修為自己辯護說，死者生前歷來提倡“簡而有法”的文字，用簡潔的文筆為尹師魯寫墓志銘恰恰表達了對死者文風的尊重。

    另一次麻煩是為范仲淹寫《神道碑》。范氏是當時政治上的風云人物，也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為這樣一個比較復雜的人物作蓋棺之論定，難度顯然較大，像歐陽公這樣的大才，前后磨了一年多時間才完稿。而范氏家人不但對歐文不滿意，反映還很強烈，擅自作了若干處修改。歐陽修大怒，嚴正聲明那份經別人修改過的文稿“非吾文也”。原稿中有一段被刪除，歐公憤怒地問道：“此事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最后鬧得不歡而散。

    后來又有一位大官去世，其子請歐陽修作墓志銘，他就不大肯動手，希望另請高明，他說自己為此碰到幾次麻煩，沉痛地得出一個結論：“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自己的文章“有意于傳久”，“恐難滿孝子之意”。

    “有意于傳久”就是對歷史負責。了解到歐陽修寫墓志銘堅持說真話、不肯說假話這一段歷史，更增添了對這位先賢的敬重。我輩系歷史唯物主義者，自延安時代就提倡“實事求是”，但我輩寫墓志銘能像歐公一樣“秉實辦事”嗎？隨著年齡的增長，墓地去過多次，或送領導，或送同事，或送長輩，或送親友，墓志銘看過不少，總體感覺是，文采不多，好話不少，言過其實之詞甚多，像這樣定論，好像個個都達到了雷鋒、焦裕祿同志的境界。有人說“死者為大”，有人說“對死者要寬容，人都死了，多說點好話沒關系”。我倒不這樣看。人死了，事實沒有死，原則沒有死，真理沒有死，對一個人的評價，即使他離開了人世，也不能搞什么優惠政策、特殊照顧和表彰獎勵，因為對死者的評價，關系到活著的人怎么清醒地理智地活下去。正確的要加以肯定，錯誤的要不加回避，是非分明，這樣才能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事業，有益于子孫。魯迅先生病重時表示，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寬恕，同時他對不應當寬恕的“一個也不寬恕”。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之所以對死者加以不實事求是的評價，有意加以美化和拔高，也許是因為他們有愧于死者，想從對死者的高度評價中減少一些愧疚，獲得一些平衡，尋求一些安慰。其實這樣做是于事無補的，唯有在日后總結經驗教訓，彌補自己的過失，才是正道。

    其實，不僅僅是為死者寫墓志銘，就是對活人作評價，我們同樣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因為一些人權重、位高、勢大，就對他們竭盡溢美之詞，這樣做是有違人格尊嚴的。當今社會，財富快速增長，一些人的精神素質不但沒有同步提升，反而有所下滑，尤其表現在弄虛作假上，此時此刻，重溫一下歐陽修寫墓志銘的史實，是有必要的。【原標題：歐陽修寫墓志銘】

    來源：《學習時報》   時間：2012年0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