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覆滅整一個甲子，金人張著，借司職監御府書畫的權力，在其效忠的金國的戰利品《清明上河圖》上題跋。至今，似乎尚未有人懷疑過那可作為翰林畫師墓志銘的71字；也正是這世間僅存的不足百字跋文，由此推衍的傳奇、雜劇、影視、歌舞，可謂過江之鯽，端的把張擇端打造成了光環籠罩的歷史偶像。

    依筆者看吶，和今朝大多畫家一樣，九百年前張擇端也需要深入街巷、城鄉、碼頭實地寫生；和當今大多吃皇糧的美協會員相近，除去祿米、月俸、兩季絹布，另外還有外出作畫的出差補貼；甚至也免不了現代文人墨客司空見慣的養情人、狎歌伎；更要緊的，也同樣企盼廟堂賞識、提攜，乃至飛黃騰達，光門耀祖。

    恕筆者猜度，基于此公幼年入汴，無妻室，無子裔，張擇端很有可能是由大內黃門（宋朝太監）入畫院的閹人。實際上當時翰林畫院也確實供養著一大批宦官畫匠；而培養閹人又必須從娃娃抓起。

    要說張擇端是夠幸運的，遇上一個文人皇帝。不愛江山愛丹青的趙佶，對書畫的厚愛，對畫家的優渥，堪稱空前絕后。他一反前朝慣例，供職畫院者，居然同升朝賜紫緋官員一樣佩戴魚袋，可謂皇恩浩蕩。“故一時作者，咸竭盡精力，以副上意。”照理說，繪《清明上河圖》如此龐大工程，應是朝廷授意，以贊揚執政宰相蔡京所提倡的“豐亨豫大”下的國泰民安、繁榮昌盛。這對于張擇端來說，無疑是一次感皇恩的天賜良機。“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為統治者服務，粉飾太平，乃歷代御用文人的看家本領。

    說到這兒，不得不提及宋朝有一頗具玩味的現象：以繪畫為“奏章”參政。譬如：熙寧七年（1074甲寅），一個叫鄭俠的人作《流民圖》，以揭露王安石變法所造成的百姓流離失所、衣不遮體、羸疾愁苦。不久新法失敗，一代改革家去職，鄭俠乘勝追擊，又作《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再推后30年，起居郎鄧洵武為刻意討好有望東山再起的蔡京，作《愛莫助之圖》呈現徽宗，不日得逞，鄧遂成蔡京死黨。還有徽宗朝派畫學正陳堯臣出師契丹為遼主阿果畫像等等。緣此欽定的《清明上河圖》問世，也就順利成章了。如此而已，可真夠得上五千年盤根錯節華夏文明苑中的“奇葩”了。

    張擇端領軍作《清明上河圖》時，積弱已久的北宋王朝，已呈沉疴難返、民怨沸騰局勢。加上金人鐵騎之聲逼近，趙氏江山早已危若累卵。張擇端能在如此情狀下，超然物外，從容作得出“太平盛世”畫圖，令今天觀眾透過長卷清晰聽得見翰林畫師怦怦蕩漾之赤膽忠心。其實，古今中外，這種活例倒也屢見不鮮。宋以后的明清，著名學者錢謙益、王鐸，不保晚節，投靠新朝廷后依然著書立說而效忠；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也唯有王船山一頭漢人完發逆立潮流，“雖死不辱”。而在并不遙遠的“文革”，浩劫十年，不是有一大批大牌理論家、文學家、藝術家大唱特唱“鶯歌燕舞”嗎！

    前面說到張擇端領軍，是指他手下會有多名畫家襄助，幾度修正、眷繕，集思廣益，最終由翰林畫師畫入正本，署上“張擇端進呈”獻于朝廷（這似乎有貪功之嫌！）。

    偏偏趕上這種氣候下進呈，也難怪惶惶不可終日的趙佶無暇御覽，禪位前匆匆提了“清明上河圖”瘦金五字，由御侍黃門幫助鈐上雙龍小印，丟入秘府。對于后世專家學者推斷，張擇端如何《宋史》不載，又被《宣和畫譜》CANCLE掉，是由于畫家不肯茍合，且畫面有犯上細節如豬如乞丐云云，恐怕屬一廂情愿。更何況《清明上河圖》屬繪畫十三科之一的界畫，向為當時丹青界所鄙夷，這一切便構成張擇端的不幸了。有心栽花也好，無意插柳也罷，北宋開封為世界文化藝術寶庫貢獻如此一軸曠古神品，功德無量。

    有了這一畫卷為舞臺背景，至于后來如何演義畫家張擇端故事，就看幕前作家、演員的本事了。不過無論怎樣賣力、包裝，到頭來人們大多總是要記住那畫上的風光而冷淡畫家。想到這兒，覺得后人怪對不起張擇端的。 【原標題：解讀張擇端】
   
來源：新浪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