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帶領的采訪小組走進了蘭考的縣委大院。大院里有兩排破舊的平房，白花花的鹽堿漫地而生，爬上墻頭、窗臺，紅磚墻被鹽堿咬蝕得斑駁鱗體。院子中央有一棵不高的石榴樹，像一株褐色的鐵枝。縣委會議室內正面墻上掛著馬、恩、列、斯、毛的畫像，西面墻上有一只老式掛鐘。屋子中間是一張破舊的長方形木桌，兩面對擺著幾張破木條釘起來的連椅。張欽禮就在這里向記者們匯報。

    蘭考縣位于河南省東北部，開封市東側。黃河在蘭考拐了一個急彎，折向東北而去，進入山東。每到汛期，急彎處最容易決口。歷史上，黃河在蘭考的大決口就有29次，造成11次改道，小決口不計其數，整個蘭考版圖都處在黃泛區和沿黃背河洼地上。洪水流速快，就留下了黃沙，流速慢留下淤泥，水退不出去，就形成了鹽堿地。黃河水位與原先蘭考火車站的水塔齊平，高懸縣城20余米，洪水排不出去，于是，風沙、鹽堿與內澇成為蘭考的“三害”。

    蘭考有34萬人口，每到饑饉年，都有老百姓舉家逃荒乞討。周原的妻子陳健當時也是新華社河南分社的骨干記者。她回憶說，蘭考曾經種植了從許河村到紅廟50華里的10道防風林，但為了大煉鋼鐵把樹全部砍光，風沙再起，形成了新的沙丘。蘭考的沙土地適宜種植花生、芝麻、西瓜等經濟作物，占全年收入的1/3，但為了推行“以糧為綱”，強制種植小麥，每畝只能產100多斤，7000多頭牲畜餓死病死6000多頭。“大躍進”前，蘭考糧食年產近2億斤，到焦裕祿來之前，下降到7000萬斤，人口出現負增長，一些村莊都沒有孩子出生。

    1962年秋，蘭考最窮的村子老韓陵每人只分到了12兩紅高粱穗，這還是老秤(16兩為1斤)的12兩。“大半年的口糧，夠一頓吃的么？”劉俊生說。饑餓同樣是陳健的記憶：“我們在河南的鄉村采訪，住在老鄉家，都沒有吃的。每天晚上到22點，就餓得走不動，只能在床上躺著。”

    干部隊伍被迫害得更慘。1957年，蘭考1/3干部被打成“右派”，1958年張欽禮等反對浮夸風、共產風，有一半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所以，焦裕祿來到蘭考，面臨的不是自然災害帶來的無法想象的困境，而是千千萬萬因人禍掙扎在饑餓和死亡邊緣的生靈。”陳健說。

    重新回到44年前的那間簡陋的會議室，劉俊生告訴本刊記者，最后一個匯報的是他，他告訴穆青，焦裕祿病危時還念叨著：張莊的沙丘封住沒有？趙跺樓的莊稼淹了沒有？老韓陵的泡桐栽了多少？鹽堿地上的麥穗拿一把讓我看看……

    “這時穆青坐不住了。”劉俊生站起來模仿著穆青的動作，“他在會議室里從東走到西，一邊踱步，一邊擦眼淚，他說，工作了28年從來沒哭過。”

    在縣委的座談會一直持續到深夜，第二天，周原繼續留在縣委采訪，穆青則去治沙治水最艱苦的地方，想看看“除三害”的成效如何，焦裕祿在群眾中到底是什么樣。劉俊生回憶，秦寨有個叫秦有禮的老人對穆青說，好人不長命啊，要能頂替，我愿意把命換給焦書記。

    在蘭考，每個人的情緒都難以平靜，第三天一早，穆青率隊返回開封，住在國際旅行社，當晚開始寫稿。按照穆青的安排，周原寫焦裕祿這篇通訊，馮健寫豫東形勢的通訊，楊居仁寫社論，新華社河南分社社長朱波寫短評。

    半夜，穆青到周原的房里，看到稿紙上有一句話：“他的心里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穆青對此非常激賞，要求這樣的話多來幾句。“因為時間很短暫，我當時所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焦裕祿感人的材料寫上去。”周原說。寫作一直持續到清晨，早飯后他們返回鄭州，回到家，周原繼續寫稿，下午16點多完成了1.2萬多字的初稿。穆青通知他去招待所向省委領導匯報豫東之行，主要談焦裕祿，并讓他宣讀了通訊的初稿。

    當天晚上，穆青帶著初稿返回了北京。周原要求同去北京改稿，穆青沒有同意，說需要的時候會通知他。

    穆青回到北京后，把稿子打印出幾十份，發給國內部的同事征求意見，然后由馮健修改，最后再由穆青修改。

    穆青生前接受采訪時曾回憶說：“這篇文章里，我們擔心的是兩件事情。第一個，是蘭考的災荒敢不敢寫，困難時期沒飯吃、逃荒，這個事情敢不敢寫？我是大膽地把它寫出來了。不寫困難，不寫災荒，焦裕祿的事跡、精神就寫不出來，寫了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這個問題上我拿不定主意，但我還是大膽地寫了。我說，如果不讓發表，就算了，就不要發表，要發表就不能把災荒情況刪掉，否則，這個典型就沒意義了。第二個，我沒寫階級斗爭，一句話也沒說。那個時候就是強調階級斗爭，但是我沒有寫，因為在焦裕祿那個地方沒有搞階級斗爭，逃荒要飯能算是階級斗爭嗎？不能算是階級斗爭，只是一些群眾覺得困難，想離開那個地方。但是，這不能上升到階級斗爭。應該實事求是，沒有就是沒有，不能瞎寫。”

    稿子改到第5遍，穆青拿給了時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吳冷西看了稿子說：“多少年沒有看過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但是他覺得稿子的結尾“哭墳”一段寫得太悲慘，他建議：“應該有一點昂揚的氣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翹起來。”第7稿改好，吳冷西通過了。

    但是，是否能夠發表，吳冷西也拿不定主意，這需要請示中央領導。吳冷西去找了當時書記處書記彭真，最終稿件由彭真拍板后最終定稿。但當時，“大通訊”發表后，卻在開封地區和蘭考的干部中引發了抵觸情緒。劉俊生向本刊記者回憶，新任縣委書記和開封地委宣傳部長都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我才匯報了一句話，宣傳部長就面帶怒氣地說：‘別說了，別說了。焦裕祿來蘭考才多長時間？干出啥成績？蘭考是啥典型？宣傳出去，叫人家來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鹽堿呀！看您兩個人合穿一條褲子呀！不知道張欽禮是咋給人家胡匯報的，我不同意。’”

    根據劉俊生的回憶，當時地方上有人反對“大通訊”的意見主要是“3句話”和“6個字”。這“3句話”是：焦裕祿到蘭考只有一年多時間，共產黨領導16年都沒有改變的面貌，焦裕祿一年就改變了，他比黨的本事還大么？寫蘭考面貌改變，是宣傳縣委集體領導和全縣人民，還是只寫焦裕祿一個人？蘭考是縣委集體領導還是焦裕祿一個人領導？“6個字”是：災、難、病、苦、死、逃，充滿了全篇文章。【原標題：焦裕祿：穿越時代的人道主義】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