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后，南宋政權雖然暫時安定了下來，但外有金兵虎視眈眈，隨時可能再次南下，內有各地潰兵敗將組成的游寇集團，威脅著宋廷統治。在這種情況下，高宗不得不拋開壓制武將的祖宗家法，著意籠絡重用武將。當時最有名的將領就是“中興四將”。其中，劉光世出身將門，本人早年曾鎮壓方臘起義；張俊和韓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間就追隨趙構，立有大功；而岳飛則是資歷最淺的一位，但在短短幾年間，他的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諸將，紹興四年八月，宋廷授他為清遠軍節度使。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勢下才重用武將的，其目的只是自衛，并沒有北伐打算。岳飛收復的失地，實際是從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權偽齊手中奪取的。岳飛出兵前，高宗特地下手詔，告誡他只需收復偽齊所奪之地，千萬不可領兵北上，否則就算立下戰功，也定要嚴懲。這一紙詔書，牢牢束縛了岳飛的手腳。

     心生嫌隙
        
    面對金人的進攻，高宗始終不愿放棄投降求和。盡管紹興四年以后，岳飛、韓世忠等率軍先后擊敗了金和偽齊的兩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這絕好時機進行北伐，宋軍的戰果只是為他與金朝議和提供了討價還價的砝碼。就在各地抗金斗爭接連取得勝利的時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絡繹不絕。
        
    高宗議和的決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其中幾位手握重兵的大將的意見，對于和議能否順利簽定至關重要。紹興八年八月，高宗召韓世忠、張俊與岳飛入朝，希望說服他們至少不反對和議，岳飛對高宗明確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善，恐貽后世譏議。”這番義正詞嚴的話不禁使高宗對岳飛心生嫌忌。

    埋下禍根
        
    其實，在此之前，岳飛已經在兩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這位抗金最堅決的大將個性耿直，在戰場上有勇有謀，而在政治斗爭中卻顯得缺少心計，太不善于保護自己。
        
    紹興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劉光世的兵權，高宗本來答應將劉光世的軍隊撥給岳飛指揮，岳飛信以為真，立即提出要帶兵10萬，出師北伐，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臨時變卦，拒絕將軍隊交給岳飛。對高宗的出爾反爾，岳飛十分憤慨，竟然以為母守孝為名上了廬山。在高宗看來，這種行為分明是要挾君主，但當時金兵的威脅尚在，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詔，對岳飛好言撫慰。六月，岳飛返朝，向高宗請罪，高宗表示對其寬恕的同時，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劍耳”的話以示警告，言語中已暗藏殺機。
        
    第二件事發生在同年八月。岳飛建議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獨子夭亡，他又在揚州潰退時受了驚嚇，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時年才30歲，內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時立太子，在他看來無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難言之隱。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規定武將不得干預朝政。所以，岳飛的建議一下又觸犯了兩大忌諱，更加深了高宗對他的忌恨。

    這兩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復上毫不妥協的立場，為岳飛日后的命運埋下了禍根。紹興八年，高宗命秦檜等宰執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禮，接受了金朝的國書。

    高宗以為和議之事已成，從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岳飛上書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師北伐的宏圖大愿。高宗和秦檜此時對岳飛切齒痛恨，除掉岳飛的陰謀已 經在醞釀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飛所料，紹興十年五月，金人撕毀和議，再次南侵，岳飛率軍又奔赴抗金前線。隨著金兵在川陜、兩淮等地的進攻相繼受挫，宋軍進入戰略反攻，岳飛進軍中原。他聯絡河北義軍，結成“忠義巡社”，以實現“連結河朔”的戰略方針，同時親自領兵長驅直入，一直打到了朱仙鎮。北方義軍也紛紛響應，收復了黃河南北的州縣。金兵不得不發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慨嘆，并打算放棄開封，渡過黃河北逃。

    岳飛之死
        
    岳家軍的接連勝利當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檜與金朝重開和議，他們連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飛立即班師。此時，數萬岳家軍由于收復失地很多，戰線過長，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軍隊也已接到撤軍的命令，張俊、韓世忠、劉锜等部陸續班師，岳飛要想在沒有后方支援、缺乏友軍配合的情況下，孤軍深入，收復故土，實是難上加難。在形勢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飛違心地奉詔班師。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這樣被高宗和秦檜葬送了。
        
    紹興十一年正月，兀術統領近10萬大軍卷土重來，直攻淮西。高宗命駐守鄂州的岳飛率軍增援淮西，但岳飛援軍尚未趕到戰場，楊存中與劉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敗金兵。張俊準備獨吞戰功，便打發岳飛等回軍，不料兀術回師攻陷亳州，重創楊存中和王德軍，當岳飛率領的援軍趕到時，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飛兩次赴援淮西，行動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稱，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據說是當時岳飛正患感冒，第二次則是軍隊乏糧，其中是否夾雜著對高宗阻撓他北伐的不滿情緒，就不得而知了。
        
    淮西之戰后，高宗加緊了削奪武將兵權的活動。紹興十一年四月，高宗任命張俊、韓世忠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名為升官，實際是奪去了三大將的兵權，三將所轄軍隊從此直接聽命于皇帝。接著，高宗和秦檜將迫害的矛頭直指岳飛，抓住岳飛曾經擅離職守、私上廬山以及沒有及時應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岳飛意識到自己處境險惡，上書辭職，懇求高宗“保全于始終”，能放過自己，但高宗對岳飛的厭惡由來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僅憑上面的幾條“罪狀”，尚不足以置岳飛于死地，秦檜又指使張俊脅迫岳飛部下王貴，誣告岳飛愛將張憲謀反。張憲被押送大理寺審訊，嚴刑逼供之下，張憲仍然不肯屈招。十月，岳飛、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獄中，御史中丞何鑄與大理卿周三畏奉詔審訊。何鑄反復訊問，實在得不到任何岳飛謀反的證據，在審訊時，又看到岳飛背部刺的“盡忠報國”四字，深知岳飛的忠心與清白，便向秦檜力辯其冤。何鑄既然對岳飛下不了毒手，秦檜便奏請高宗，改命萬俟卨為御史中丞，鍛鑄冤獄。岳飛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沒有申辯機會，他在獄中悲憤地寫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字，向高宗和秦檜發出了最后抗議。
       
    聽說岳飛以謀反罪入獄，已經辭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韓世忠無法坐視不理，他當面責問秦檜，岳飛謀反的證據究竟何在，秦檜答道：“其事體莫須有。”意思是這件事情大概有吧。韓世忠氣憤地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檜殺害岳飛的心意已決。高宗不惜違背“不殺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紹興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親自下旨，以毒酒賜死岳飛。【原標題：岳飛為什么必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