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亞夫以細柳營整軍而名垂青史。

    公元前158年，匈奴騎兵分兩路南下，來勢兇猛。漢文帝為激勵部隊，親自到幾座軍營視察勞軍。所到之處，將領們無不傾營而出，恭迎天子。惟獨到了周亞夫掌管的細柳營，遇到了麻煩，天子的先行官被擋在了營門外，而且明確報告：“軍營中只聽將軍的號令，不聞天子的詔令。
       
    我們沒有接到將軍的指令，不能打開營門。”文帝氣血上涌，立即派人拿著節符去見周亞夫，說天子要親自勞軍，周亞夫這才傳令打開營門。守門的軍吏對天子的隨從說：“將軍有規定，軍營內的任何車馬都不能奔馳，違命者斬”。現官不如現管，皇帝的車駕只好緩緩駛進軍營。周亞夫見到漢文帝并未跪拜迎接，他對文帝躬身長揖道：“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請以軍禮相見。”漢文帝本來憋了一肚子氣，但見這里軍容嚴整、軍威森嚴，明顯不像剛剛巡視那兩座軍營那樣隨便，覺得這才是真正的軍隊，周亞夫才是真正的將才，只有這樣的將軍帶出的軍隊才能打勝仗。于是，漢文帝改變了嚴肅面容，消了心中火氣，親切地慰勞軍隊。
        
    周亞夫的為將之德和治軍之道確實值得稱道。即使在今天，以這樣的態度迎接“頂頭上司”檢查，也是難以見到的。細柳營是周亞夫軍事生涯輝煌的起點，他由于細柳營整軍受到皇帝的賞識，并委以重任，將星從此光芒閃爍。但也許是細柳營的成功，使周亞夫的思維方式固定、固執起來，堅持國家大事為本，不搞妥協變通，甚至不怎么顧忌包括皇帝在內的個人情感。從道理上講，重大局，行公義，正直果敢，是美德，可美德在特定條件下并不一定結出美的結果。具體條件不適宜美德發展的時候，美德衍生苦澀甚至悲劇都是可能的。

    周亞夫細柳營整軍給漢文帝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在為國為君這一點上，文帝無話可說。但要叫文帝喜歡周亞夫也難，因為皇帝畢竟是有尊嚴和虛榮心的，這東西一般人碰不得，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你做事過了頭，總會叫他心里不痛快。好在漢文帝是位明君，雖然對周亞夫隱隱不快，但從大局考慮，還是提了周亞夫的官職，使他擁有更大的軍權，在抗擊匈奴中有所作為。不僅如此，文帝臨死時還不忘囑咐兒子景帝：如果將來國家發生危難，特別是有人叛亂時，周亞夫“可任將兵”。
        
    漢文帝看到了周亞夫的能力和對國家的忠誠。但是，名將未必是名臣，戰場的英雄未必是官場上的行家。封建時代，政治講究“太極推手”，而軍事則講究真刀真槍。因此軍人進入官場要有一個轉變的過程，而周亞夫恰恰沒有很好的轉變過去。在漢景帝廢長立幼的問題上，他“固爭之”，搞得漢景帝只好說廢太子是我的家事，不需要外人插手，周亞夫才無奈罷休。在外戚封侯的問題上，他為了阻止景帝竟搬出了他的老祖宗劉邦，雖然達到了目的，但卻積累了與景帝的更大矛盾。還有對匈奴投誠將領的使用上，與景帝的意見也相左。如果他遇到的皇帝是唐王朝的李世民可能會好些，可惜他遇到的是漢景帝，情況自然不妙起來。
        
    客觀而論，周亞夫所作所為完全是為了國家的前途，劉氏的江山，可謂謀國家而不謀自身。但動機和效果有時是不統一的，尤其是在封建王朝，皇帝的權威是不能輕易對抗的。這樣，一代名將周亞夫的命運就不免要發生轉折。于是，有人開始在雞蛋里找骨頭，千方百計找周亞夫的麻煩，不斷地在景帝面前說他的壞話。最后終于把周亞夫送進了監獄，罪名是：“不反地上，亦反地下。”周亞夫聽到宣判，五日不食，氣絕而亡。
 　   
    其實，周亞夫沒有搞明白國與君的真正關系。在封建社會里，“朕即國家”，理論上把國和君看做一體，把國看做是君之家產，實際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國的大利益之下，還有君的某些個人利益。一個個亡國之君，昏庸之帝，無不把自己的享樂、嗜好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甚至自己的妃子和三親六故的利益也可以高于國家利益，如果臣子們認識不到這一點，只想著為國家謀福利，為大局圖發展，而不顧君王的一己之私，常常要倒霉。周亞夫的悲劇令人感慨。【原標題：周亞夫謀國不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