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任誕》云：“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之竹林七賢。”除此七人之外，林下的外圍還有那么幾個人，也很值得關注。
     
    首先一個是呂安。正始十年(249)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實際上控制了中樞政權之后，阮籍、山濤先后結束隱逸生涯，出仕于司馬氏，告別竹林；原先七賢中的三位領袖人物只剩下一個嵇康，本來意義上的林下之游已告結束，緊緊追隨他的只剩下一個向秀；這時呂安加入了進來。這個結構較前緊密的三人集團或者不妨稱之為“竹林后三賢”。《太平御覽》卷四0九引《向秀別傳》云：“(向秀)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趨舍進止，無不畢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于洛邑，與呂安灌園于山陽，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費�；蚵薁栂鄶y，觀原野，極游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修常業。”他們三人常常一起行動，在首都洛陽嵇康宅第或他的山陽(今河南修武)別墅鍛鐵灌園，繼續過瀟灑浪漫的隱逸生活。正是在這個“后竹林時代”，向秀為《莊子》一書作注，并且很快拿出了部分文稿給兩位伙伴看，嵇康認為《莊子》無須加注，而呂安則贊嘆道：“莊周不死矣！”(《世說新語·文學》注引《向秀別傳》)其實向秀自有他一套，他通過注《莊》說出了自己要說的話，對莊子的學說作出了相當的修正和發揮。在這里莊周大約已經半死了。呂安連這個道理都不懂，他未能正式進入竹林集團，成為“八賢”之一，由此正可以得到一些消息。
     
    呂安的哥哥呂巽是個道德敗壞的色鬼，他灌醉呂安很漂亮的妻子奸污了她，事后竟利用自己的職權反誣呂安不孝，設法把乃弟流放到邊遠地區去。呂安只顧追隨嵇康過浪漫的生活，不料后院出了這么嚴重的問題。于是嵇康寫信與呂巽絕交，但不料呂安這時卻寫了一封非常莫名其妙的信給嵇康，把事情完全弄糟了。呂安嚴責嵇康不來救自己，在信中一再暗示嵇康與曹魏宗室的關系，說氣話激他出來為自己辯護；又把自己描寫成反司馬氏之領袖的模樣，講了許多容易引起極大誤解的話。信中“蕩海移岳”、“平滌九區”等一番大話說得毫無根據，唯一的效果是引起司馬昭很大的疑慮，加速他自己的死亡，并且連累嵇康。
    
    呂安迅即被追收下獄，將遭嚴辦。這時曾經受到過嵇康藐視的陰謀家鐘會乘機報復，他向司馬昭告發嵇康，甚至說“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世說新語·雅量》注引《文士傳》)司馬昭聽信讒言，把嵇康也投入監獄。這一冤獄引起普遍的不滿，太學生數千人上書請嵇康為博士，又“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世說新語·雅量》注引王隱《晉書》)——許多人都想營救完全無辜的學術名流嵇康，但這樣強烈的反應卻于無意中造成一個嵇康乃是持不同政見之領袖的假象，鐘會又繼續大進讒言，從旁促進，于是口含天憲的司馬昭倉促下令處死嵇康和呂安。等到死刑被執行了之后，司馬昭才開始后悔，像嵇康這樣并無危險的名士其實是不該殺的；但他同所有的封建政治家一樣，決不肯公開認錯。
   
    與竹林有關的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阮籍的兒子阮渾，他很想加入到竹林俱樂部里去喝酒清談；阮籍說侄子阮咸已經進來，“卿不得復爾”(《世說新語·任誕》)。他大約看出了兒子并不理解自己和林下諸人，想擠進來僅僅為了“作達”，過一把浪漫的癮而已。
  
    無意于加入竹林之游而與諸賢特別是與其中心人物嵇康有些關系的，另有幾位。首先有一位是同嵇康、阮籍都很熟悉的袁準(字孝尼)，《世說新語·雅量》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尋亦悔焉。
    
    袁孝尼請嵇康教他琴曲《廣陵散》的特殊演奏方法，非老朋友不可能有這樣的請求；嵇康不肯，到臨死前夕才發現自己的絕技后繼無人，不勝感慨——由此正可見兩人的交情。
    
    袁準與阮籍關系尤為密切，《世說新語·文學》載，阮籍為司馬昭“為公，備禮九錫”寫勸進文時就住在袁孝尼家里，“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阮、袁二人關系很不一般。
   
    袁孝尼名準，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乃曹魏名臣袁渙之子，“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萬余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圣人之微言，以傳于世”。(《三國志·魏書·袁渙傳》注引《袁氏世紀》)袁準見識甚高，例如他曾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袁子正書·治亂》)治國者首先應重民生，千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安貧樂道的君子，那是根本做不到的。君子偶爾比較窮，問題還不算很嚴重；但如果老是很窮，后遺癥就很大了，所以這樣的政策也是行不通的。袁準是一個頭腦很清楚的人，這一方面他比嵇康、阮籍都要高明。嵇、阮是文學家，也是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嵇康尤甚，這樣的文學家對于實際的社會政治問題不一定能有太清楚的認識。
  
    同嵇康關系比較密切的有郭遐周、郭遐叔兄弟，又有阮侃(字德如)。他們分別與嵇康有詩歌贈答。二郭都覺得時事已不可為，不如隱入山林，修身養性。郭遐周送別嵇康時贈以五言詩三首，對嵇康不肯和自己在一起堅持隱居頗覺遺憾，贈詩其三結穴云：“勖哉乎嵇生，敬德以慎軀”，似乎已經預感到嵇康的性格很不適應當前的局勢，于是特別提醒他保護好自己。郭遐叔則贈以四言一首(凡四章)、五言一首。其五言詩的結尾道：“愿各保遐年，有緣復來東。”嵇康到最后被殺時也還只有四十歲，二郭大約都比他年長，遐叔詩中的希望同樣意味深長。隱士中真有目光如炬的高人。嵇康在回答他們的詩中同樣表達了很深的友情，同時又委婉地提出，在目前形勢下單是隱居還不夠，應當進而修煉神仙道教：“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矇叭な澜蹋��？謰刖W羅”——形勢極為不佳，弄不好很容易陷入無妄之災的法網，既然如此，“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他離開二郭隱居的“北山阿”轉赴他方，也許是去采藥求仙吧？
  
     阮侃其人思想上出入儒、道兩家，政治上比較接近司馬氏，入晉后官至太守(詳見《世說新語·賢媛》注引《陳留志》，又《宋書·符瑞志》)；嵇康在臨別贈他的詩中勸他不要卷入政治，以便遠禍全身。阮侃在回答他的詩中一方面對嵇康的“良誨”表示感謝，但又寫道：“洙泗久已往，微言誰為聽。曾參易簣弊，子路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以守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身。”表面上好像完全同意嵇康的意見，其實他還是一腦袋儒家思想，一時的退隱不過是“天下無道則隱”式的政治性退避，同嵇康的社會性哲理性退隱實際上很不同。其實就是在竹林七賢中，阮籍、山濤所實行者也是政治性退避：形勢不明朗時退出政局，保護自己；一旦混亂微妙的局面變化了，還是要出山為官的——他們只是嵇康的同路人，分道揚鑣是早晚的事情。
   
    中古時代多隱士，其中的模式是多元的，就“竹林七賢”及其外圍人物而言，就有好幾路：二郭是老派隱士，遁入山林，遠離政治；嵇康是比較新派的，既有很高的地位(中散大夫)，又以神仙道教為精神支柱，追求服食養生，過半仙似的隱逸生活，這樣也就遠離了政治；阮籍只是一度避開政治，大部分時間仍在官場，他用不守禮法的特立獨行寄托其精神自由并發泄其苦悶；山濤基本是個官僚，但也能喝酒談玄，保留著若干道家思想；阮侃基本上也是如此；阮渾則是隱士的追星族，他后來進入官場，毫無異常的表現；呂安也屬于追星一族，而以頭腦極度不清為其特色，這樣的風雅名士歷史上頗不多見。（原標題：“竹林七賢”及其外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