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由
城市人才匯聚,信息流暢,媒體發達,高校集中,經濟繁榮,文化活躍。城市是文化生存、發展、弘揚的主要空間,任何文化離開城市這個空間都可能被邊緣化,最終走向衰亡。
中國宗教文化既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要精神支柱,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的根基,缺少了這個根基,先進文化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道佛三教,它們都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積淀,既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又能推動世界文明和進步,特別在構建和諧社會,規范社會道德,穩定社會秩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百多年來,由于政治、經濟、宗教、社會秩序、社會制度、城市發展等原因,以佛道教寺觀為載體的佛道教文化生存空間受到嚴重擠壓,若不引起高度重視,加以妥善解決,勢必影響國家文化戰略建設,影響國家“軟實力”,影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案據
十八大報告強調:“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目前制約佛道教文化傳承、發展、繁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承載城市佛道教文化載體的佛道教寺觀數量少、規模小,滿足不了信教群眾和佛道教文化愛好者的需要。究其原因——
其一,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經與本土文化碰撞、吸納、嬗變,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被歷代統治者所推崇,成為中華民族的主要信仰、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據清康熙六年(1667年)禮部統計,當時全國有寺廟79622處。清末至民國由于戰爭、動蕩、廟產興學、外來宗教的傳播等原因,寺產流失,廟宇坍塌,信眾減少。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和城市社會主義改造,將寺院經濟等同于封建地主階級經濟,僧道人員屬于被改造的革命對象,寺觀土地、房產被沒收,分給當地群眾或劃歸集體所有,多數僧道人員還俗,回原籍務農或到當地工廠做工,只有少數歷史悠久、規模較大、文化底蘊豐厚的重點寺觀被保留下來。在“徹底消滅封建與迷信”和“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宗教作為“封建階級的好朋友”和“迷信的代表”首當其沖地受到沖擊,僅有的寺觀也被改作他用。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落實宗教房產政策相繼出臺,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房產落實給了各宗教團體。佛道教房產(除163處重點寺觀外)因不在落實政策范圍,大部分房產土地沒有得到落實,這成為城市佛道教寺觀數量嚴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其二,《宗教事務條例》正式頒布實施之前,佛道教活動場所審批登記開放比其他三教高出兩個級別。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由縣級人民政府審批登記開放,而佛道教活動場所則要由省級人民政府審批,因其審批開放規格高、層次多、要求嚴,寺觀舊址恢復開放難度大,新建寺觀則是不可能。新中國成立前夕,佛道教活動場所數量遠遠多于其他宗教活動場所,而現在其他宗教活動場所數量遠遠多于佛道教活動場所。以鄭州為例,鄭州市目前登記開放的宗教活動場所500余處,其中基督教活動場所300余處,而佛道教活動場所只有70余處。近幾年雖然五大教審批登記開放在同一層面上,但由于佛道教寺觀原有基數太小,加之城市獲取土地困難,成為城市佛道教寺觀數量少的另一個原因。
其三,近二十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數量越來越多。據資料顯示,改革開放前,全國有標準化城市193個,城市人口比例為17.33%,到2012年城市數量達到661個(含縣級市),城市化率達到50%。現在城市人口、城區面積都是改革開放前的數倍,甚至數十倍,而承載佛道教文化的載體佛道教寺觀卻很少增加,形成巨大反差。仍以鄭州為例,新中國建國前夕,鄭州市人口不足二十萬人,城市面積不足二十平方公里,佛道教寺觀十余處。現在鄭州市區人口四百多萬人,城區面積近三百平方公里,而市區登記開放的寺院僅有兩處,總面積不足一萬平方米,道教宮觀一處也沒有。每逢佛教節日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寺院人滿為患,很多信眾由于擠不到寺院內,而在大街上燒香禮佛,給城市管理帶來一定難度。
由于佛道教寺觀數量嚴重不足,給佛道教信眾的宗教生活帶來困難,制約了佛道教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同時,也給宗教事務管理帶來很多新問題——
一是五教發展不平衡。很多民眾開始接觸某一宗教,多數無目的性,受好奇心理、功利思想、隨眾觀念及家庭親朋信仰影響等因素接觸宗教,接觸宗教的方式以簡單方便為首選。由于個別宗教城市活動場所多、房產多、經濟條件好,宗教禮儀簡單成為快速發展的有利條件。從歷史經驗看,一教做大,不是社會之福,它將打破信仰生態平衡,甚至會帶來后患。
二是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國滲透活動加劇,利用空中傳教、網絡傳教、旅游傳教、文化傳教等花樣不斷翻新。而作為抵御境外宗教滲透的傳統宗教信仰卻因活動場所少、信眾少等原因,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