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皇帝劉秀統一天下后定都洛陽。他深知經過連年戰亂，百姓已不堪重負，遂于在位期間，減輕農民賦稅負擔，致力于發展社會經濟，使百姓安居樂業，經濟日益繁榮，歷史上稱為“光武中興”。

　　古往今來，稅收減免政策都是根據社會經濟情況發展變化的需要而出臺，是國家干預和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國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對困難行業給予援助，對國家鼓勵行業給予支持，體現出國家的產業政策導向，也體現了社會主義稅收扶持的原則。

　　1 減輕田租 繁榮經濟

　　位于孟津縣白鶴鎮鐵謝村的漢光武帝陵，是東漢皇帝劉秀的陵墓，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歷史。

　　連年征戰使劉秀對戰爭產生了厭惡之心，他深知經過連年戰亂，百姓已不堪重負，天下太平是眾心所向。東漢初年，針對戰亂之后生產凋敝、人口銳減的情況，劉秀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首先從薄賦斂入手，于東漢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恢復西漢前期“三十稅一”的賦制。

　　瀍河區地稅局局長楊海濤介紹，所謂“三十稅一”可以理解為，土地產量為十份，按三七開，佃農得七份，向地主交三份為田租，地主再向國家上交一份稅賦，即地租率為30%，稅率為1/10。

　　東漢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劉秀又實行度田制，把公田借給農民耕種，提倡墾荒，發展屯田，安置流民，還下詔令各郡縣丈量土地，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這項措施雖遭到豪強勢力的抵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因各項政策措施已不同程度實行，東漢初年，農民的租賦徭役負擔比西漢后期和戰爭期間都大大減輕。

　　劉秀即位后還下詔釋放奴婢、刑徒，整頓吏治，提倡節儉，深得民心。其統治期間，百姓安居樂業，生產得到恢復，農業、手工業、商業都得到了大大發展，東漢出現了經濟繁榮的現象，歷史上稱之為“光武中興”。

　　2 繼承秦制 人頭稅苛

　　漢代雖“懲亡秦之弊”，卻把秦代制度幾乎完全繼承了下來。兩漢“輕徭薄賦”，尤其主張“輕田租”，但以人身為對象的賦稅要比以土地為對象的賦稅苛重得多。兩漢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是人頭稅，這與后代特別是明、清兩代以田賦為主要財政收入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人頭稅有算賦和口賦之分。口賦又叫口錢，征收對象是七歲至十四歲的少年兒童。按照規定，凡適齡的少年兒童，不論男女，每人每年要交納口賦錢二十，充做皇室收入。算賦是對成年人征收的賦稅，稅額時有升降，如漢初規定一百二十錢為一算（征稅計數單位），而到了西漢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降為八十錢為一算。

　　除此之外，田賦也是漢代主要的賦稅制度之一，它是國家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土地稅，均以土地的出產實物交納，包括粟米和芻稿（農作物的秸稈）。田賦的征課依據是土地冊籍，核實土地數量的方法主要憑農民自己申報。報告的內容包括耕地面積、大小人丁、土地產量等，經鄉一級主管官吏審查核實，統一評定產量后，再根據實有田畝數、評定的畝產量和國家規定的稅率，求出應納稅額。

　　楊海濤介紹，現在征收的土地使用稅，仍以單位和個人實際占用的土地面積為計稅依據，但發展為以貨幣形式交納，我市現行標準為每平方米4元至17元，計算和征收更加簡便。

　　3 漢代減稅 形式多樣

　　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情況下，兩漢還會采取各種減免賦稅的措施，以穩定社會秩序，鞏固統治。漢代的減稅、免稅情況根據其減免的原因、減免性質及其欲達到的目的，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災歉減免。在漢代，水、旱、蟲、雹、風、震等災害時常威脅著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有災之年，國家除了開倉賑濟外，還給予農民減稅、免稅的照顧。

　　行幸減免。這是一種臨時性質的減稅和免稅政策，經常發生在皇帝出巡某地或去泰山封禪、祭祀天地等時候，為了表示愛民而發出減稅、免稅命令。

　　勸農減免。為鼓勵和督促農民積極參加農業生產，兩漢前期統治者在田賦的征收上作出了重大讓步。如公元前178年，朝廷擔心農民棄農經商，影響農業生產，責令有關官員組織和督導農民努力務農，并宣布免除全國當年田租的一半。

　　楊海濤對稅收政策有多年研究和實踐經驗。他認為，古往今來，稅收減免政策都是根據社會經濟情況發展變化的需要而出臺，是國家干預和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國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對困難行業給予援助，對國家鼓勵行業給予支持，如環保產業、小型微利企業均能得到企業所得稅優惠，企業安置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也能享受到政策優惠等，體現了社會主義稅收扶持的原則。（資料提供：洛陽市地方史志辦公室）（ 記者 李迎博 通訊員 李舸）【原標題：輕賦薄稅 “光武中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