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30日，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張新斌研究員致電記者，說“中國首屆許衡學術研討會”將于10月4日在許衡故里焦作舉行，希望《厚重河南》能關注一下許衡，并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題材。

　　許衡，說實在的，這名字很陌生，他夠不夠得上《厚重河南》的分量？我心里在打鼓，但嘴上不敢說。

　　《厚重河南》寫了兩年多了，元代的題材很少涉獵，不是不想涉獵，問題是趙宋南遷后，把咱河南的厚重文化也帶走了，《厚重河南》想“厚重”元代都不好“厚重”。

　　但萬一是個如張新斌研究員所說的“很好的題材”呢？特別是錯過有關元代的《厚重河南》題材，可是罪過呀！

　　就這樣，記者前往焦作，踏上了拜訪許衡的路途。

　　沒想到，許衡把記者震了一溜跟頭。

　　一個人與一個帝國的戰爭

　　10月3日深夜11點30分，鄭州花園路北段，深秋的風吹過大街，帶來陣陣寒意。

　　一個人孤獨地站在街頭半個多小時了，車還是沒來——許衡到底值不值得寫的“退堂鼓”開始在心中敲打，回家睡覺的念頭漸漸萌生。

　　就在這時，手機響起：“車馬上就到了，接的人太多，讓你久等了！”焦作這位同志的電話，又把我“釘”在了馬路上。

　　又過了20多分鐘，一輛面包車終于停在面前。

　　上得車來，互致寒暄，竟然發現中國元史研究會的兩大會長（南、北會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李治安教授、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所所長劉迎勝教授都在車上，另外還有中國蒙元史研究資深專家、中國元史研究會的原副會長、71歲的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得芝等。

　　這真是一次難得的采訪機會，但深更半夜，專家們也頗有睡意，怎么入手呢？

　　只好和李治安教授攀校友。“你是旅游系的？旅游系本來就是歷史系先辦的一個專業嘛！”幾個來回，李治安教授興奮起來，話題很自然地轉到許衡身上。

　　“許衡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通儒，是元代思想界的領袖，他是程朱理學的主要傳播者、光大者、通俗者、認認真真的實踐者。”李治安說，“他期望忽必烈用漢法治理天下，但困難重重。”

　　忽必烈來到中原的時候，大半個歐亞大陸都被蒙古人征服了。如果像許衡期待的那樣，忽必烈全部實施漢法，整個蒙古世界就會分裂，他的大汗地位也將不保，何況全用了漢法，那就不是蒙古了，蒙古人的特權也就丟了——那時候，蒙古人是一等人，色目人是二等人，（北方）漢人是三等人，南人（南方漢人）是四等人。更何況還有成吉思汗的臨終遺言：“不能放棄蒙古人自己的習俗和祖宗立下的規矩，不然你們就不是蒙古人的子孫，誰背棄祖宗的規矩，其他人都可以反對他。”

　　“這是蒙古人和別的民族絕對不同的地方，治漢地可以用一些漢法，但全用了，就不是成吉思汗的子孫了！”李治安說，“忽必烈不是不想用漢法，但他不能全用，而許衡則對他講治理漢地‘必行漢法’，在這種矛盾中，兩個人都很痛苦。”

　　“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面對許衡的陳述，忽必烈不可能不為之悸動。面對忽必烈，許衡也很清楚：“然萬世國俗，累朝勛舊，一旦驅之下從臣仆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茍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

　　許衡對蒙古人“改就亡國之俗”所列的時間表是30年。忽必烈也在某種程度上采納了許衡的建言，但總的來說，沒達到許衡的期望。

　　讓強大的征服者全面“改就亡國之俗”，是近乎不可能的。但由于許衡的努力等因素，蒙元表面上至少比滿清要寬松得多。“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是滿清的“基本國策”，還有改穿旗袍、馬褂等，而這對漢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壞也是長遠的——

　　“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于后，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國者，夷其九族，是欲絕中國英雄之謀也。”（楊秀清語）

　　“此固我皇漢人種為牛為馬，為奴為隸，拋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發膚，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鄒容語）

　　“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魯迅語）

　　“雖然滿人學起漢語來，有的比漢人都棒，但他們也搞雙語教學。”李治安說，“蒙古人表面上沒那么厲害，但和滿人一樣，搞的也是二元政治、二元文化，以蒙古的（文化、政治）為核心。他們只是跟許衡等人學了些官制、軍制等方面的東西，其宮廷制度基本未變，表面上是皇帝，內部還是大汗，一進宮，都是蒙古的那一套，以此來跟漢文化相對抗。也因此，蒙古人不像其他征服中原的少數民族一樣，回不去了，他們在明朝建立后，大部分又回到了草原上，除非個別被軍事包圍了的蒙古人，他們想回但回不去。”

　　雖然蒙古人最終又回到了大草原上，但忽必烈初來乍到中原，想來他還是不想讓他的子孫再回去的。

　　也因此，許衡在他的手下終于謀到了一個國子祭酒的職位。

　　教化成吉思汗的子孫們

　　老子不可教，那就從娃娃抓起。

　　這話太過直白，料許衡也不會這么說，但卻是這么干的。

　　不這樣干，又有什么法子呢？他們太殘暴又太強大了，必須把他們導上良知的道路。

　　《劍橋中國史》引用了最近的人口研究結果：宋代中國人口有至少一億兩千萬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多萬，那一大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呢？

　　他們只能是被殺，或因房屋、農田被焚燒，造成凍餓而死，或因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疾病大流行而死掉了。再加上蒙古人強奸婦女、綁架奴隸，不像漢人那么講究孝道，不曉得成熟的莊稼、平靜的村莊與繁華的城鎮維系著人類的繁衍與繁榮，整個中原王朝積數千年建立起來的先進文化所面臨的，是一次“大崩盤”——“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戰勝，在征服敵人，在追逐他們，在奪取他們的財產，騎他們的馬，摟抱他們的妻子，使他們所愛者哭泣。”這就是成吉思汗的古老沖動。

　　中原文化在趙宋一代登峰造極，而后走向式微，這和蒙元的沖擊是緊密相連的。特別是河南與整個黃淮海大平原，在朱元璋續正統的戰爭中再次受創（其實并不嚴重），只得在明初實施大移民，千里荒蕪的中原文化腹地才有了裊裊炊煙，時至今日，這種影響還是巨大的。而在我們休養生息、醫治創傷的時候，西方開始了偉大的文藝復興。

　　耶律楚材是站在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之間的調停人，他深知蒙古人的野蠻行徑是出于無知，他不能阻止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們的戰爭。窩闊臺成為大汗后，有一些蒙古人主張將漢人殺光，將中原的田地一律改為牧場，耶律楚材只能向窩闊臺說：“漢人留下不殺，比殺了好，可以向他們抽稅，何況大汗想渡江滅宋，正需要龐大的戰費。”耶律楚材主張“附合漢法”，還把丘處機介紹給成吉思汗。

　　耶律楚材與丘處機救了黃淮海大平原千百萬人的性命。而許衡向忽必烈建言“必行漢法”，是耶律楚材、丘處機等人教化蒙古人的繼續與發展，挽救的是中原的傳統文化。

　　為行大道，許衡再次與忽必烈合作，就任國子祭酒，教化蒙古貴族的孩子。“文明與良知至少可以弱化他們的野性，當他們改變信仰時，也就喪失了好戰的本性，這也為他們退出歷史舞臺鋪平了道路。”南京大學教授陳得芝對記者說。

　　1271年，忽必烈采納劉秉忠等的建議，以燕京為大都，正式改國號為大元，忽必烈稱元世祖，即開國皇帝，而大元蓋取自《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在《建國號詔》中，忽必烈稱“紹百王而紀統”，開始以中原王朝而自居。是時，忽必烈創建國子監太學并選派蒙古官員子弟到國子監深造，許衡欣然接受國子祭酒的任命，高興地說：“此吾輩事也。國人子大樸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
　　許衡任國子祭酒期間，弟子都很小，但許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他用圣賢之道和漢文化教化這些蒙古諸王和七品以上朝官的子孫，“久之，受其教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許衡的學生“致位卿相，為代名臣”者不勝其數，朝廷上下“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門人也”。“繼往圣，開來學，功不在文公（朱熹）下”。明初程朱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薛瑄稱贊許衡“其教人有序……朱子之后，一人而已”；《明史》主編宋濂則贊其為“百世之師”。

　　許衡在中統元年（1260年）第一次被征召入朝，就有人質問：“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他的回答是：“不如此則道不行。”

　　“許衡對質疑的回答也說明他是抱著‘行道’的志向應聘出仕的。在中原人民身處水深火熱的情況下，許衡出山謀劃太平之治，說明他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宏愿，是應該受到贊揚而不是責難的。”陳得芝教授說，“我想，許衡在經歷了幾次志在用其學的‘經邦治國’挫折后，終于在國子監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發揮作用的位置，盡管這并不是他四度出山的初衷。他本是從事教育工作的行家里手，奉旨教育蒙古貴胄子弟，使他產生了一種實現其‘用夏變夷’和間接經世的構想，因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家事全然不顧，在學校時則拒絕接待親友來訪。”

　　然而，許衡以為可以避開權臣干擾的教育事業，仍然遭到“屢毀漢法”、極力推行“回回法”的權臣阿合馬等人的攻擊和壓制，他們削減甚至扣發國子學教育經費，以致學生的廩食無以為繼，有些人被迫退學。無奈，在國子監教書育人3年后，許衡以老病和先人葬事未辦為由，請求辭職還鄉，得到批準。但讓這位漢法派的中堅人物稍感欣慰的是，他所信任的王恂接替了他的職務繼續著他的未竟之業。

　　與許衡有著師生之誼的太子真金，在許衡返鄉時親遣東宮官員曉諭許衡：“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并請求忽必烈調許衡之子許師可為懷孟路（今焦作一帶）總管，以奉養其父。

　　阿合馬深得忽必烈信賴，“獨當國柄”，太子真金雖為中書令，但無實權。史稱“十有余年，終守謙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最后于1285年陷身阿合馬余黨所制造的“禪位”陰謀中憂懼成疾，英年早逝。漢法與回回法之間的慘烈之爭，由此可窺一斑。

　　1287年，許衡的弟子耶律有尚出任國子祭酒，國子學“大抵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儒風為之丕振”。

　　“嗚呼，使國人知有圣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許衡）之功甚大也。”而許衡的親炙弟子、丞相不忽木在元代政治上的業績，就是個最為著名的例子。

　　據《元史·不忽木傳》記載：1284年，阿合馬余黨向忽必烈繼續兜售“國賦可增加十倍”的回回法，忽必烈征求不忽木的意見，不忽木說：“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惡稔顯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愿陛下無納其說。”忽必烈不聽，不忽木憤而辭官。阿合馬的這位余黨任職一年，因罪被殺，忽必烈對不忽木說了句“朕殊愧卿”后，升不忽木為吏部尚書，掌管全國人事工作。

　　有元一代，漢法不絕，實賴許衡。2004年10月4日，陳得芝教授在許衡墓園散碎的神道碑前一把拉住記者，說：“許衡去世55年后歐陽玄奉元順帝旨寫的這神道碑上說忽必烈對他的‘必行漢法’等奏議‘嘉納之’，是夸大其辭的。”

　　漢法的實施，是曲折的。不夸大其辭的是許衡墓園中的對聯：

　　筆巨重疏河洛水

　　儒林再放杏壇花【原標題：“元朝一人”許衡墓系列之二 巨筆重疏河洛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