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邊無垠的麥苗在冬日的艷陽下泛著盎然的綠色，幾只羊悠閑地漫步其間，時而低頭啃青，時而抬頭望云。

　　枯樹后的村莊靜謐地陳列在鄭州——焦作高速公路的兩旁，農(nóng)夫與村姑的身影不時閃現(xiàn)在汽車窗外，上學(xué)的孩子背著書包悠然自得地走在鄉(xiāng)間的小道上。

　　這不只是鄭州與焦作間的風(fēng)景，在整個黃淮海大平原這片華夏文明的腹地上，麥子綠了黃、黃了綠，高粱綠了紅、紅了綠，年復(fù)一年，耕讀傳家的鄉(xiāng)村生活，不但是歷朝歷代穩(wěn)定的財富基石，更是華夏民族繁衍生息的搖籃與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根系。

　　但是，在13世紀，當只知戰(zhàn)爭掠奪是財富積累唯一途徑的蒙古人征服了中原王朝后，自古至今少有變化的中國農(nóng)耕文明遭遇到一場生死劫：他們攜草原文明對農(nóng)耕文明的顛覆方式，把養(yǎng)人的耕地變?yōu)轲B(yǎng)馬的草原，然后用更多的戰(zhàn)馬發(fā)動更多的戰(zhàn)爭、掠奪更多的財富和女人。

　　祥和而穩(wěn)定的農(nóng)耕文化被顛覆著，中華文明的生死存續(xù)經(jīng)歷著從未有過的嚴峻考驗。“成吉思汗是偉大的，他率先西征而后在積聚了更加強大的力量后才直指中原，他的這一戰(zhàn)略抉擇無疑是英明的，不然的話，蒙古人也會和先前染指中原的其他草原民族一樣，很難統(tǒng)一中國。”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南開大學(xué)教授李治安說，“先西征的戰(zhàn)略選擇讓定都北京后的蒙元政府幾乎成為一個‘聯(lián)合國’，忽必烈必須考慮各色人等的利益之爭，而最后被征服的漢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漢人）的地位又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讓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與文明本就很困難，再加上那時的中國只是大蒙元版圖的一部分，位居高位的色目人還極力向忽必烈推薦并實施回回法統(tǒng)治中國，那時漢法的實施困難可想而知。”

　　不用漢法統(tǒng)治中國，中國的文化與文明將難以為繼。時至今日，我們在為中華文明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不曾間斷的文明而自豪的時候，最不該忘記一個人，那就是許衡。

　　許衡高舉孔子、朱子（朱熹）的儒家與理學(xué)大旗，對忽必烈說：你雖貴為蒙古大汗，但來到中國就必須當皇帝——必行漢法，不然的話，你這大汗怎么來的，還得怎么走，再回到你那大草原上。

　　面對許衡的這一命題，忽必烈是痛苦的——他實施漢法，整個蒙元帝國就可能崩潰，自己也會失掉大汗的名分；他不實施漢法，就可能失掉中國，當不成中國的皇帝。

　　許衡的痛苦一點也不會比忽必烈小，甚至更加強烈——不實施漢法，中國將不再是他心中可愛的中國；實施漢法，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又是那么強大和愚頑。

　　痛苦的忽必烈與痛苦的許衡都在尋找著一個平衡點：忽必烈不想失去許衡這樣如魏徵般的治國棟梁，許衡不想失去力薦忽必烈實施漢法的機會——忽必烈五詔許衡就任高官，許衡五次應(yīng)詔赴任卻隨即因各種原因并以各種理由辭官回歸他的老家焦作教書種田。

　　在“五詔五辭”中，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們一步步走上實施漢法的道路，中華文明也一步步走出危機深重的險惡之境。“也因此，忽必烈被稱為蒙元兩位大政治家之一（另一位是成吉思汗），許衡成為中國13世紀，也就是元朝那個時代無人可以比肩的、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元代，他就被皇帝下詔從祀孔廟，這可是儒家知識分子的最高榮譽呀！”李治安說。

　　在中國歷史上，能在孔廟“分一杯羹”的人，鮮矣！

　　但許衡，這位被尊稱許子，其祠堂與墓地匾額上書寫著“元朝一人”、“朱子后一人”的一代通儒，如今卻被健忘的我們忘卻著……

　　抗萬鈞之勢道統(tǒng)得續(xù)

　　2004年10月4日一早，兩位老太太把許衡墓園前那1000多平方米的廣場變成了廝打的“戰(zhàn)場”。

　　原因簡單而神圣——當天早晨，到底該誰打開許衡墓園的大門。

　　許衡墓園位于焦作市中站區(qū)李封村，這兒世代聚居著許衡的后代，而今有1000多人。

　　“在我記事的時候，600多畝的許衡墓園滿是兩個人不能合抱的柏樹，有1萬多株，遮天蔽日，‘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被伐掉賣了。”70多歲的許昭虎是李封村人、許衡的第23代孫，提起許衡，他很驕傲，但說著說著，不好意思的神情爬滿一臉，“啥事都說‘文化大革命’時干的，也不對，其實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樹都開始被毀壞了。”

　　當然，被毀的不只是墓園的柏樹，只是柏樹能換錢，許昭虎老人感到罪孽更不能饒恕——許衡的兒子許師可似有預(yù)感，就是他那植木為林以壯先父神靈棲息的柏樹，在長大成材后會橫遭砍伐，因此他泣血書碑，告誡許家子孫必須敬承尊祖事神之道，就是貧乏困頓，遭遇兇荒，也不能“斬伐丘木”，“有違教令者，非許氏子孫”。

　　1281年，許衡在死前安排后事時對兒子說：“我這一輩子都被世間的虛名所累壓，死后不要立什么碑，就刻塊‘許衡之墓’的石頭，讓子孫后代知道這個地方，就足夠了。”

　　兒子基本上遵照許衡的遺言安排了后事，只立了個一人來高的石碑，正面書“大元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許公墓”，碑陰刻有“瑩域之圖”，并標記“東西橫直三百九步”、“南北縱直二百八十步”，且有樹木圖案。
“瑩域之圖”下有許衡長子許師可的“泣血拜書”，但只談家事與祭祀——“瞻墳地三百畝，令宗子世守之，以供歲時拜掃之用……不可輒行分析典賣”等，只字未言許衡的學(xué)術(shù)成就與歷史貢獻。

　　對于許衡的臨終遺言，兒子照辦忽必烈卻不答應(yīng)。當年忽必烈就下詔賜許衡墓田一百三十畝，敕建牌坊一座，享堂三間。

　　如今，立于許衡墓前的“元儒許文正公碑”，高2.2米，顯然是許師可之后所立，此時許衡已被謚號“文正”。而被謚號“文正”者，宋、元時代只有范仲淹、司馬光、耶律楚材等為數(shù)極少的大儒——時人評價許衡時說：“使國人知有圣賢之學(xué)，而朱子之書得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德大矣。”

　　至元代仁宗時代，許衡被下詔從祀孔子廟廷，其禮遇之隆有元一代鮮有所逾；而到了元代的亡國之君順帝時，又敕命國子祭酒，宋、遼、金三史總裁官，文學(xué)家歐陽玄為許衡撰寫高約3米的神道碑立于許衡墓前，洋洋5000余言，稱許衡“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毀”，且把許衡與忽必烈并列，稱忽必烈是“不世出之君”，許衡為“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xué)、開太平者，萬世猶一日也”！

　　有元一代，許衡可謂享盡哀榮。

　　其實，這一哀榮是他在忽必烈時代倡導(dǎo)“必行漢法”的至高榮譽。

　　也正是在對許衡不斷的加封中，有元一代逐步接受漢法——中原歷代王朝積累的治國經(jīng)驗及完備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與教育制度，中華民族走出蒙元一代道統(tǒng)行將中殂的危機。

　　忽必烈五請許衡出山

　　10月4日，為爭著給許衡墓園開門，兩位老太太打作一團，不是沒有理由的。

　　許衡被歷史埋沒得太深了。明代朱元璋承接正統(tǒng)后，許衡這個為蒙元“服務(wù)”的儒士似乎成了沒有氣節(jié)的“貳臣”，清代乾隆皇帝雖然遣戶部右侍郎致祭許衡，稱他“早負過人之目”，但漢族知識分子還是認為這個外族皇帝“別有用心”。

　　解放后，在“破四舊”的沖擊下，昔日莊嚴肅穆的許衡墓園也不再如明清兩代一樣雖不加修葺，還能存在著——甚至連歐陽玄為許衡寫的神道碑，都被砸為碎片——而在元代，得歐陽玄的片言只字都是重寶：“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片言只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

　　“文化大革命”過后，許衡墓園剩下的只是一丘黃土。

　　2000年，這丘黃土被定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3年，河南省文物局與焦作市中站區(qū)人民政府投資200萬元重新修建許衡墓園——建堂修亭、植柏圍墻，辟廣場1000多平方米，立山門以莊嚴許園。如今，許衡墓園正在申報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重修許園的過程中，文物工作者發(fā)現(xiàn)了埋于地下的許衡神道碑殘片，但不能復(fù)原，如今8塊殘片只好靜靜地躺在許衡墓冢的東南。而在1962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的趙世綱先生曾對許衡墓做過調(diào)查，其紀錄是神道碑“碑行四面刻文，上有蛟龍，下有龜座，碑文清晰，保存完好”。

　　神道碑沒有留下拓片、照片資料。完整的神道碑碑文只能到歐陽玄的著作《圭齋集》等中去尋找。

　　“墓室沒有遭到破壞。”許昭虎對記者說。

　　渡盡劫波許衡在，而今政府投資重修許衡墓園，兩位老太太爭著為祖先開門，爭的其實是一種榮光。且10月4日這一天非同尋常，不但是新修的許衡墓園首次開門迎賓，且賓客是來自全國各地的150余位元史專家——這一天是“中國首屆許衡學(xué)術(shù)研討會”開幕的日子。

　　“說許衡是‘朱子后一人’是恰如其分的。”李治安教授指著許衡墓園的匾額對記者說，“許衡倡鳴程朱理學(xué)，以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與蒙元野蠻的武力征服相抗衡，最大限度地減輕了落后的蒙古民族入主中原、朝代更迭給社會造成的大動蕩，他無愧于元代第一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的歷史地位。許衡在華夷問題上很開明，他‘五進五退’，迂腐地看，是說他沒有氣節(jié)。如果他面臨的是一個漢族皇帝，辭一次官不再回去是可以的，但他面對的是一個蒙古皇帝，這個皇帝還很頑固，對漢法不怎么感興趣，而許衡又很有責(zé)任感，想行其大道，這樣看的話，他‘五進五退’的策略是對頭的，他‘五進五退’，不拒絕與蒙古人合作，其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舉動。作為漢文化的領(lǐng)袖，他是一位非常了不得的人！”

　　許衡在忽必烈與漢族文化之間搭建的，是一座不要相互敵視的橋梁。

　　中統(tǒng)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許衡首次應(yīng)召朝見忽必烈。第二年，許衡再次應(yīng)召，一代名儒竇默向忽必烈推薦許衡擔(dān)當相位，但忽必烈很不高興，只給了個國子祭酒。當時還沒有設(shè)置國子學(xué)，祭酒也是個虛職，所以許衡受命不久，便稱病辭去。

　　1262年，許衡第三次奉詔至京，奏《時務(wù)五事》疏，曰：“自古立國，皆有規(guī)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chǎn)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后魏（北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

　　許衡的長篇宏論，還得通過翻譯者敲擊忽必烈的耳鼓，直讓忽必烈打瞌睡。

　　這次見面，忽必烈仍未給予許衡具體職務(wù)。不久，許衡獲準回家養(yǎng)病。

　　“忽必烈太會用人了，你走了還要請你，連續(xù)五次，必拿你的所長為我所用，真是雄才大略呀！”李治安說。

　　雖然政治上沒有許衡的位置，但在國子祭酒的職位上，忽必烈與許衡都找到了“興奮點”——眼下行漢法難，那就面向未來，把蒙古貴族的小孩子導(dǎo)向“必行漢法”的路途。【原標題：“元朝一人”許衡墓系列之一 敢叫忽必烈行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