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城范氏家族的發展現狀

    范宗聰于元末明初時期攜次子文理從蘇州遷居虞城后，立業于耕耘，傳家以忠厚，時刻牢記先祖范仲淹“先憂后樂”的教誨，遵仁、義、禮、智、信之良訓，守忠、孝、節、烈、廉之要詣，行功德好義之能事，其族人為官為宦，務農經商，執教為文，皆秉承祖功宗德，逐步發展成為虞城明清兩代歷史上最為顯赫的名門望族。人常說“一部《虞城縣志》，半部范氏家譜”，此話并非虛言。

    虞城范氏家族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下三個鮮明的特點，也可以說是對社會的三個重要貢獻。

    一、在家族優良傳統文化的熏陶下，涌現了一大批文武兼備、利國利民的社會英才，為范氏家族的歷史譜寫了光輝篇章。

    范宗聰父子以布衣之身來虞城落戶，可見當年艱苦卓絕之情形。《虞邑范氏族譜》記載：“初，公之來虞也，逾越險阻，相宅茲土，作之屏之，肇立家室。勤穡事以開基，本詩禮以傳家，其規模固已宏遠矣。”范宗聰雖是布衣之身，卻深諳先祖范仲淹的品德良訓，注重家人的教育和培養。因此傳至四世范俊，便中明宣德己酉科鄉舉，此時范氏家族人口還不足二十人，這對于一個在虞城落戶末久，勢單力薄的家族來說，該是多大的榮耀和激勵。族譜載：“俊，字世英，號潛齋。自幼聰敏，美儀容，卓犖奇志，少游庠序，英邁不群。中明宣德己酉科鄉薦。不以仕進為榮，益勵志于學。因讀《史記》，乃發憤曰：世豈無復司馬子長耶。自胄監告往南廱，欲親天下名師賢友，以終其業，不幸卒于高郵，終年三十九歲。”明代宣宗時，鄉試三年一開，每縣鄉舉者不過一二人，中舉者皆披紅掛彩，跨馬游街，以示榮耀。范俊的中舉為家族和社會樹立了榜樣和楷模，這種標桿效應很快便在家族中顯示出來。“公既歿，妻石氏貞節自矢，以撫幼孤。躬親教訓，以承公志。長子賢以國子釋褐擢順天府通判，次子貫授七品散官。一門簪纓，光震遠邇。此后，子孫繩繩，科第不絕，名臣賢士，絡繹數百年。”

    據清乾隆八年的《虞城縣志》和光緒十四年的《虞邑范氏族譜》記載，從明初至清末，虞城范氏家族中，有進士六人、舉人十四人、貢生一百零五人，秀才和生員不勝枚舉，在朝或在外為官者數百人，為其建坊旌表者三十多人。真可謂英才輩出，實不負為范文正公之后裔也。

    新中國成立以來，虞城范氏家族中涌現的優秀人才更是數不勝數。據《虞邑范氏族譜》統計，截至目前，在全國各地各條戰線上為國家和民族服務的虞城范氏族人達六千多人，他們之中有將軍、官員、學者、教授、也有知名的科學家、藝術家和企業家。

    二、建立范文正公祠，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為家族和社會的發展繁榮奠定雄厚的文化基礎。

    中國封建時代一直都有為望族顯仕建寺立祠的傳統。范仲淹作為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忠臣良相，從宋代時就受到朝廷及社會的廣泛尊崇。范仲淹去世時，宋仁宗免朝三日，以示祭奠。宋徽宗宣和五年，朝廷準為范仲淹立祠祭典，徽宗皇帝親賜文正公廟匾額為“忠烈”。全國各地的范氏家族及范仲淹生前任職之地紛紛建祠立寺，祭祀和紀念這位經天緯地的稀世英才。

    虞城范氏家族作為范仲淹直系后裔，滿門英烈，光耀閭里，請建文正公祠恰如其分。明天啟年間，任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的范志完、任浙江道監察御史的范良彥和任山西蔚州兵備道的范志懋共同呈請朝廷恩準，在虞城建立范文正公祠。據清代光緒二十一年的《虞城縣志》和光緒十四年的《虞邑范氏族譜》記載：“文正公祠在南門里大門面南臨二街，乃太史公良彥、司馬公志完、僉憲公志懋于明天啟年率族人呈請兩院題準建立，奉春秋二祭。”

    由于歷史的變遷和朝代的更替，范文正公祠曾遭到多次毀建。明朝末年由于戰亂，公祠毀于兵燹，直到清康熙年間才得以重建。清同治元年，公祠又遭火焚，致使譜牒俱失。范氏族人同心協力，捐資捐物，于光緒年間重修公祠。民國年間，族人再次增修公祠，使公祠愈加完善。經過歷次重修和擴建，至民國八年，范文正公祠與范氏祖祠東西相連，占地面積達六千平方米，是虞城古城里極俱特色和規模的建筑群。

    虞城縣的范文正公祠是明清兩代中原地區最為著名的官祭公祠，在長達三百多年的歷史長河里，對教育后人，培育家族人才，匡扶正義人心，和諧社會關系起到了舉足重輕的作用。從公祠的對聯“派衍姑蘇貽謀遠，德留虞封世澤長”中，亦可看出范氏族人對先祖遺志的傳承和光大。

    三、效先祖之法，創義田義學，為范氏家族和社會打開慈善和諧之門。

    倡立義田，是虞城范氏家族對先祖宏德的繼承和發揚。據《虞邑范氏族譜》記載，虞邑八世范清于明萬歷初年效先祖范仲淹辦蘇州義莊之法，自捐土地五百三十畝為義田，以其收入資助貧困和舉辦家族事業。其后族人紛紛響應，其義田最多時達八百多畝，有效地解決了族人中的貧困和病老無依等問題，為和諧家族關系起到了積極作用。

    義田的設立，開創了社會慈善之先河，為家族的發展和穩定奠定了物質基礎。義田設立之初，就按照當年蘇州義莊的先例，制定了嚴格管理使用制度，以保證其收入合理使用。家族規定，義田支消主要用于四個方面：一是用做范文正公祠和祖祠的修葺維護，二是每年兩次的祭祀支出，三是救濟家道貧寒或有天災人禍的族人，四是褒獎本族學業有成、桑梓鄉里的杰出人物。義田設立三百多年來，解決了范文正公祠幾次焚毀重建的資金困難，扶持幫助了無數的貧困家庭和孤寡殘幼者，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學有所成、興國利民的家族人才，增強了范氏家族的凝聚力，延續了千年不衰的宗族關系，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發展。

    到民國年間，家族祭祀活動漸漸廢止，為了促進家族人才的成長，1946年，范氏家族在范文正公祠里辦起了“文正私立小學”，家族子弟全部免費入學，為培育家族人才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義田和義學都被收歸國有，家族義舉變為國家福祉。但虞城范氏家族開創的義田義學之舉，對社會和歷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它開民間慈善事業之先河，為后世的延續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和借鑒。

    ■鏈接·人物

    范純仁是 北宋大臣，人稱“布衣宰相”，范仲淹次子，仁宗皇祐元年進士。父歿始出仕知襄城縣，累官侍御史、同知諫院，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哲宗立，除給事中，元祐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后拜相。哲宗親政，累貶永州安置。范純仁于徽宗立后，復觀文殿大學士，促入覯，以目疾乞歸。著有《范忠宣公集》。

    范純仁為人正派，政治見解與司馬光同屬保守派。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七八月間，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他因反對王安石變法遭貶逐。司馬光復相后，堅持要廢除“青苗法”，對此，范純仁卻不為然。范純仁對司馬光說：“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廢言。”他希望司馬光虛心“以延眾論”，有可取之處的主張盡量采納�？上�司馬光并不以此為意，只把范純仁的看法當作耳邊風。司馬光盡廢新法，不能不說他帶進了自己的個人情緒的影響。蘇軾、范純仁等人相當惆悵地嘆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范仲淹在睢陽任官時，有一次，他讓兒子范純仁到蘇州去運一船麥子。那時候，范純仁還很年輕。麥船返回時，暫停在丹陽，他見到了熟人石曼卿。范純仁問他為什么停留在此，石曼卿回答逢親之喪，無力運靈柩回家。范純仁聽了，便自作主張將一船麥子全送給了石曼卿，讓他作回鄉的費用。范純仁只身回到家中，因為送掉了一船麥子，不好向父親交賬，在父親身旁站立良久，始終未敢提起此事。范仲淹問兒子：“你這次到蘇州有沒有碰到新老朋友？”范純仁回答說：“我看到石曼卿因為親人的喪事，耽擱在丹陽，沒有錢運靈柩回鄉。這時又沒有哪個人能像前代郭震那樣勇于救人于危難，所以真是求告無門。”范仲淹立刻對兒子說道：“為什么不把麥船送給他呢？”范純仁聽父親說出這話，心里一陣輕松，回答范仲淹道：“我已經送給他了。”僅憑這件事，就可知范仲淹的家風已經傳給了他的兒子。

（原標題：范仲淹與虞城范氏家族）作者：宗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