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袁世凱，人們有過許多稱呼：袁項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袁宮保，是用清廷所賜“太子少保”銜，當上民國大總統之前，這是他最喜歡的稱呼；大總統，從他53歲叫到56歲，但長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提起父親依舊稱“先大總統”；洪憲帝，從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賣國賊、竊國大盜，從民國叫到新中國，出現在歷史教科書里。

    他的后代在上歷史課的時候，不是“無地自容”，就是“回家暗自流淚”。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駱寶善精研袁世凱20多年，能一眼辨認出袁氏手跡。“我讀書的時候，袁世凱是竊國大盜；我在中大教書時，也跟學生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直到我退休了，才能不這樣講了。”

    “過去史書上說，袁世凱是個紈绔子弟，其實不是這樣。從同治十三年到光緒三年，他正正經經在北京讀了4年書，長進很大。他自己說過，那幾年，為了要博一個功名，他讀書累到吐血，都沒考取一個舉人，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駱寶善忽然記不起袁世凱某年鄉試所作的挺不錯的聯句，女兒悄悄遞進來一張紙條：“光緒五年：重門驚蟋蟀，萬瓦冷鴛鴦。”字是駱寶善的妻子劉路生寫的。夫婦倆都是袁世凱的研究者，連女兒對袁世凱也很熟悉。

    “袁世凱留下來的東西，是一批家書和向清朝政府報告的文牘。從家書中看，他的思路很清晰，考慮事情很周密，對事情的把握和分析，肯定在同齡人之上。”駱寶善主持了國家“七五”社科規劃基金資助的“袁世凱研究”項目，他主編的《袁世凱全集》囊括了所有已發現的家書和文牘，將在2011年夏天出版，計30卷，2500萬字。

    這個人

    袁靜雪（原名叔禎，袁世凱三女）印象中的父親總是軍人派頭：黑呢制服，站或坐時，腰背挺直；平常少有笑容；生氣時罵“混蛋”，氣極了，“混蛋加三級”；待部下很客氣，但他們都很怕他。有人夸張地說，袁世凱坐在那里，睛光四射，像一只老虎。

    在中南海的時候，袁世凱吃飯時要奏軍樂。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記道，每當軍樂聲起，總管太監張謙和的嘴就會因生氣而變扁：“簡直鐘鳴鼎食，比皇上還神氣！”

    統領軍人，對袁世凱來說，“比起做文章來，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閑談，張之洞問袁世凱練兵的秘訣，袁世凱說：“練兵事看似復雜，其實簡單，主要是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著官和錢，一手拿著刀，服從就有官和錢，不從就吃刀。”

    國民黨人楊思義回憶說，“袁世凱深知人情，除了威脅之外還有利誘，事情便可圓滿。”

    被清廷開回原籍彰德（今安陽）洹上（村名）3年，袁世凱不僅僅是湖上垂釣，他實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斷匯總到他這里；留日學生回國，多繞道來拜，家中常常賓客滿堂，他則視各人的才能，分別給待遇、給資助。所以許指嚴在筆記中說，那兩年里幾乎每個月都有革命黨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錢蒸發力也”。

    袁世凱待人接物，禮數周全，出手大方。

    孫中山、黃興、陳其美分別在京受到過袁世凱的隆重招待。袁世凱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賓館騰出來，讓孫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總統府搬到鐵獅子胡同陸軍部（今張自忠路3號）。孫中山曾經對人說：“袁世凱真能辦事，氣度也不凡；雖然習慣于玩權術使詐，但也是迫于時事，不得不這樣。”他還細述了見面時的觀感：“跟他剛一見面，他是至誠至真的樣子；進一步談，你會發現他話中有鋒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窺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對。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說的不一樣。他真是一個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場

    袁世凱早年親近康有為，與之稱兄道弟，是強學會中第一個捐銀的人。甲午戰敗后，他內心深處是傾向變法維新的。他對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為之下。他上奏光緒帝的新政萬言書充滿了新鮮氣息和要求變法的急迫，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先進：采用西法，徹底更張，對清廷的用人、理財、經濟、軍事、外交實行全面改革。

    晚清時期，跟袁世凱關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個：李鴻章、榮祿、奕劻。

    袁世凱從朝鮮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轄溫州、處州兩府的道臺。當時軍機大臣是翁同龢、李鴻藻、榮祿；李鴻藻尤其器重袁，榮祿也附和。
 
    榮祿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據說馭袁有術。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時期的袁世凱才渡過了胡景桂彈劾案的危機，非但未受懲處，反而受到清廷嘉勉。從此，二人過從甚密。戊戌變法時，康梁及譚嗣同要袁世凱殺榮祿，是對二人的交情沒有吃透。

    袁世凱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間的義和團事件。當時華北大亂，山西亂、山東亂、京城也亂。袁世凱從小站兵營急赴濟南到任山東巡撫，鐵腕鎮壓，“清內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誼”，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

    李鴻章是最早用袁世凱的人，但他的資深幕僚張佩綸（張愛玲的祖父）對于袁世凱的看法前后變化很大，從早年的欣賞轉變為日后的厭惡，認為李鴻章晚年昏聵，用錯了人。在給軍機大臣李鴻藻的密信中，張稱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明白寫道：“光緒末年，小人階之以富貴者捷徑有二：一曰商部，載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凱主之。”后來當上北洋政府陸軍總長的段芝貴本由巡捕起家，是一個供達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凱大喜，贊他有才，叫他捐了個道員，然后上折保薦；后來段芝貴重金購歌妓楊翠喜獻媚于慶王府載振，一夜間成了封疆大吏。

    處在這樣一個齷齪官場中的袁世凱，所用之人，差異很大。中國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紹儀、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彥等，以及嚴修、胡景桂一類正人君子，都受到過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頗雜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楊士琦、梁士詒、朱家寶、趙秉鈞、凌福彭……而袁世凱自己，從朝鮮回國后攀結李蓮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學者揭開；即使在山東巡撫、直隸總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進京“走動”的。

    他的威勢由他50歲壽辰的場面可見一斑：京城壽帖賣空；北京錫拉胡同袁府賀客盈門，達官親王爭相獻媚。李泰棻筆記中說，此前那桐（大學士，當時與袁世凱都任外務部尚書）去請京劇泰斗譚鑫培為袁祝壽，想破例演兩出戲，譚老板半開玩笑說：“中堂如肯給我請個安，我就來個雙出。”話音未落，那桐已一請到地。

    埋葬了清王朝，用什么代替它？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戰勝俄國，給了清廷一個救命稻草般的啟示：議會是個好東西。

    日本在1889年有了議會，而俄國在這次戰爭之前沒有。伊藤博文（曾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勸告中國的欽差大臣，皇帝如果把憲法欽賜給國民，就可以繼續位居萬民之上而不受束縛；無論如何，最高權力不能落入人民手中。

    1906年，慈禧宣布即將建立憲法體制；1908年，她頒布預備立憲詔書，以9年為預備訓政期。

    1911年4月，清政府實行政府改組，指定了一個“內閣”，13個閣員中滿族9人，漢族4人。

    6個月后，辛亥革命爆發。

    很快，華中、華南、東北幾省，相繼宣布脫離滿清，實行獨立。

    每省都由“新軍”的指揮官擔任督軍，與省議會共同組成新的省政府。其實質，費正清認為：“就是一省的溫和改良派，以宣告獨立來繼續他們的士紳統治，擺脫了北京的控制而維持住了他們在地方的政治、經濟控制權。他們遠遠無意于社會革命，這場革命也談不上群眾參與。”

    延續了268年的清王朝、綿延了2132年的帝制（從秦始皇統一中國算起）是滅亡了，問題是：怎樣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

    讓我們看看總統大選的一幕吧——

    1912年10月6日，宣武門大選會場被三四千“公民團”團團包圍，另有正式軍隊荷槍實彈，往來梭巡。在眾議院會場，國民黨、進步黨及各小黨派議員共到759人，需投票3次，檢點人數、發票、投票、唱票，每次約需4小時，至少要兩三天才行。

    洪幫首領張堯卿率領的這支“公民團”，本色是流氓。他們代表“民意”警告每位議員：不選出袁大總統，不準出場。進步黨議員籍忠寅、田應璜、張漢、廖宗北、彭邦棟等一干癮君子煙癮發作，涕淚滿面，哈欠連天，然“公民”無情，決不通融。煙徒們抓耳撓腮，捶胸頓足，扯發撕衣，出足洋相。后來，他們在會場里亂竄，到處尋找國民黨議員，又是拱手，又是敬禮，苦苦哀求，讓他們放棄自己的意愿，趕快選出大總統，好早早散會。

    進步黨本部送來兩擔面包點心，說是擁護袁總統的議員們用的，送進去了；國民黨本部也送來食物，送不進去，“公民”們破口大罵“餓死活該”，國民黨議員慘遭挨餓。

    第3次計票時，天已經黑了，議員們不得不在袁世凱和黎元洪之間做出選擇，袁終于得票過半。主席湯化龍大聲宣告袁世凱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大總統。掌聲稀稀拉拉——國民黨議員不鼓掌；進步黨中老者、病者、饑餓者、發煙癮者，疲極無力，也不愿意鼓掌。會場外，“公民團”聽說選舉完畢，領了報酬一哄而散。

    4天后，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的袁世凱身穿陸海軍大元帥鈷藍色禮服，頭戴疊羽帽，乘著八抬彩轎，出現在故宮太和殿前。他宣誓就職后，文武官員都呼“萬歲”。他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兩萬多人的部隊，是乘坐二人肩輿代步的，現存的一張照片中，那轎夫的肩頭剛好在大總統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歷代帝王都舉行過祭天儀式的天壇，袁大總統也“祀天”，他是乘坐鋼甲小汽車去的。從新華門到天壇，沿途加鋪黃土，這是皇帝出行的禮節。

    章太炎說，“袁公就職歲余，漸恣肆”。

    外國觀察家們依據他們對中國少得可憐的知識，曾堅信在中國，皇帝是需要的。美國政治協會首任會長古德諾，經短期訪問中國、因而被認為通曉中國事務的前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艾略特安排，為袁世凱當憲法顧問。古德諾根據在北京一年半的經驗得出結論：“中國缺乏它要表現的自由民主所應具備的法制、個人權利，甚至紀律都沒有，因此，專制應該繼續下去，直到它發展出對于政治權威有更大的服從、對于社會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對于私人權利有更大的關注之后再說。”

    古德諾不幸落得一個壞名聲，因為他似乎在理論上支持了袁世凱的復辟，而袁世凱預先支付給顧問50萬金的支票。唐德剛看過那篇專門寫給袁世凱的《共和與君主論》原件后，評論道：“從法理、學理和史實角度來看，這篇謬論不算太謬，但古先生謬在老學究的政治天真，以及與中國近代政治史的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