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一條》到“十二條”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兩個人，一個李鴻章，一個袁世凱。李鴻章臉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彈，雖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來親手折疊的紗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著子彈在臉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討價還價。

    袁世凱與日本的過節，可以追溯到駐朝鮮時期。1884年朝鮮宮廷政變中，袁世凱入宮救駕，平定了親日的“開化黨”人作亂，日本人很生氣，但伊藤博文看重他，當李鴻章感慨人才難得時，伊藤說：“以袁世凱的才干，只當小差，難怪貴國缺人才。”

    甲午戰爭時期，袁世凱對日本態度強硬。日俄戰爭時期，袁世凱實際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軍方的事；在他所練的新軍中，日本教官也發揮了不少作用。

    日俄戰爭后，美國與日本、沙俄爭奪東北日益激烈，袁世凱“以夷制夷”，聯美、德制日，讓日本生氣。1908年建漢冶萍煤礦公司，盛宣懷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權，袁世凱卻主張將公司收歸國有，沒談成，日本也生氣。

    辛亥年間，袁世凱在外交上依賴英美，英美等國也公開支持袁世凱掌權，日本顯得落后，于是認為如果袁世凱當國，日本在中國就不可能獲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對德宣戰，強占青島，在山東半島登陸；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條》。

    據曹汝霖（時任外交部次長）回憶，他收到的袁世凱批閱件上有這樣的文字——

    針對合辦礦業：“可答應一二處，須照礦業條例辦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國人自辦。”

    針對建造鐵路：“須與他國借款造路相同，鐵路行政權須由中國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會計審核權，惟須斟酌慎重。”

    針對開商埠：“須用自開辦法，并應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來，反客為主。”

    針對漢冶萍礦廠：“這是商辦公司，政府不能代謀。”

    針對福建讓與：“荒唐、荒唐，領土怎能讓與第三國。”

    針對內地雜居：“治外法權沒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許雜居。”

    針對限制中國主權的第五號條款：“簡直似以朝鮮視我，這種條件豈平等國所應提出，實堪痛恨，萬萬不可開議，切記切記。”

    對照天津市歷史檔案館現存的袁世凱對《二十一條》說帖的朱批原件，可以發現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討價還價”，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關東部內蒙古借款、課稅、開埠、合辦農工業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凱批：“辦不到”；有關日本臣民在滿州可租賃或購買土地，袁圏出“或購買”3字，批：“購買有礙完全領土”。最后，他寫道：“各條內多有干涉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同意。”

    曹汝霖在回憶錄里還披露了另一些情況：袁世凱特派日籍法律顧問有賀長雄回國，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獲悉《二十一條》內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義提出，帶有先斬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凱獲信后高興地說：“得要領了，得要領了。滿洲以外的要求，當然半個字也不能答應他。”他同時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會因談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陸徵祥（時任外交總長）、曹汝霖奉命想方設法拖延談判，譬如將每周談判從5次壓縮到3次，談判代表顧維鈞每次說完開場白即獻茶，盡量占用兩小時的談判時間；另一方面，袁世凱將此事透露給英、美、法、俄，想通過他們的利益爭奪給日本施加壓力；同時，他也將內幕透露給中外報界，借助國內民意和輿論。

    從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到5月7日日本發出限時48小時答復的最后通牒，歷時105天，談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擺出大戰一場的姿態：軍艦在渤海一帶游弋；山東、奉天兵力增加；關東戒嚴，日僑紛紛回國。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說：“我國雖弱，茍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盡力修改，并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后，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他還引朱爾典的話，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5月25日，陸徵祥與日本正式簽訂討價還價后的《二十一條》，實際上是“十二條”。第五號共7條，沒有簽訂，此外刪除2條。

    當時留學美國的胡適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30年代初，史家陳恭祿在其《中國近代史》中評點此事：“何可厚非。”

    民國著名記者陶菊隱雖對袁世凱評價不高，但在《袁世凱傳》中說：“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袁世凱被迫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后，好多天神志為之不寧。他讓丁佛言撰寫了一本書，叫《中日交涉失敗史》，印了5萬冊，密存山東模范監獄。他常對左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后終于打敗了吳國；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到那時，此書就可以問世了。’”

    新近發現的一些資料表明，條約簽訂之前還有另一重壓力——

    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面遞“二十一條”時，曾說“彼等（指中國革命黨）與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關系，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證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引自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在“二十一條”談判過程中，日置益的說法顯然讓袁世凱感到了壓力。袁世凱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罵孫中山“將效法吳三桂，引外兵擾亂本國”。二次革命之后，孫中山被通緝，流亡日本。現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確實存有一份孫中山與日本人簽訂的《盟約》。按照《盟約》，如果日本人出錢或武器，幫助他重新在大陸奪取政權的話，（孫）就把滿洲割讓給日本。這個問題現在爭議得非常厲害。每次開學術會議，幾方的學者都恨不得打起來。日本學者都堅持認為這是真的，臺灣學者堅持說這是假的，部分大陸學者傾向于認為是真的。”

    駱寶善先生說：“中國，包括世界上任何一個落后國家和民族的政治勢力，想要在本國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都要依靠外國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樣的旗號。在尋求政治上、經濟上支持的時候，只能拿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做交易。”

    被遮蔽的功績

    袁世凱從1903年起在中國搞軍事現代化，在華北組建了6個師的新軍，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支新式軍隊。他先后雇傭了德國、日本的教官，并且辦了步、炮、騎、工兵，甚至設立了現代化的通訊兵學校。北洋系軍事人才濟濟，至少有5個先后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總統或總理。

    人們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凱也是第一個在中國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國的城市里沒有巡警，維持治安由駐防軍或衙役負責。租界出現以后，中國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期間，在直隸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總局和分局，并參照外國擬定了中國最早的《警務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國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隸總督任上，袁世凱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績是支持創辦實業、發展商業，地點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資本企業不過四五家，袁世凱重用周學熙，創辦直隸工藝總局，幾年后發展到一邊辦廠，一邊辦相關學堂，使天津成為中國北方的實業中心，其中機器造紙、織造、電燈、自來水、煙草企業，特別是年產水泥20萬桶的啟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國規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一個國際性的實業博覽會）上，參觀了直隸館的實業家張謇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袁世凱確能干事，此人與別人畢竟不同，在工業上尤有擅長過人之處，遠遠勝過了江蘇。”

    袁世凱在直隸總督任上創辦的各式新式學堂不下幾十所，除了小學、中學、大學，還包括專科、技術、師范、醫學、政治、軍事等多種學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他出面籌錢，資金很快到位，進口的鋼軌、枕木、機器、器材還都免了稅；他任命當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為總工程師兼辦路務。這段鐵路雖然只有170多里長，但途經居庸關、八達嶺，地形復雜、工程難度高。詹天佑發明了許多新技術，比如用兩個車頭一拉一推，巧妙解決了牽引力不足的問題。兩年后，袁世凱奏請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漢粵川鐵路總辦。此外，新易鐵路、中國和比利時合資建成的蘆漢鐵路，都有袁世凱的功勞。

    辛亥革命后，南京臨時政府在“節制資本”思想的影響下，反對保護私有財產，而北京臨時政府提出“保護私產”、“經營自由”。財產私有，主要表現在“土地私有”，當時大批旗人變相出賣土地，許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轉到私人手里。譬如，從1910年至1929年，黑龍江省95%的土地歸私人所有。

    現在公認，民國初年有一個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戰”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袁世凱的近代化意識和對外開放，“黃金期”不可能形成。學者蘇全有認為，袁世凱的對外開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自開通商業“特區”，擴大開放范圍；二是引進外資，尤其注重僑資。

    北京民國政府解除了呈請開辦企業的若干限制，從1912年到1914年這3年間，新開的工廠為4000家，民族資本興建的面粉廠、火柴廠、卷煙廠、造紙廠以及采煤、冶煉企業，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這其中，北洋系將領大多是新式工業的直接投資者和參與者，民國政府自總統、副總統以降，幾乎人人染指企業。如袁世凱是開灤煤礦、啟新洋灰公司和自來水公司巨額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參與銀行、企業12家；曹錕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駱寶善斷言：盡管有私利交織其間，但袁世凱在推動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確實做了很多實事，比孫中山做得多。

    咎由自取

    1916年正月十五，當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凱正吃元宵，忽然，六、八、九3位姨太太為了“妃”、“嬪”之稱當著他的面爭起來了。袁世凱長嘆一口氣，說：“別鬧啦！你們都要回彰德，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說完回辦公室去了。從此，這個精力旺盛、除了腿部有輕微風寒幾乎從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漸減，懨懨成病。

    七子袁克齊回憶了父親的彌留之際：“記得我父親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們在外屋聽見我父親說：‘這個事我做錯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幾個人的當。’過了半小時，他就死了。”

    那幾個人是誰？是北洋系蔡鍔、稱病拒絕討蔡的段祺瑞、袁克定的把兄弟陳宦、北洋弟子陳樹藩、湯薌銘？還是趁勢斂財、最終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寬？

    帝制失敗后，袁世凱曾對幕僚張一麟吐露:“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貴、官爵、利欲者，乃真國士也。仲仁在予幕數十年，未嘗有一字要求官階俸給，嚴范孫（嚴修）與我交數十年，亦未嘗言及官階升遷，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凱身后，留下一個軍閥混戰、武夫當國的亂局。各省督軍，加上大約200名佩戴勛章的將軍，率領他們步履蹣跚的隊伍，從一地到另一地。每到一地，就將苛捐雜稅強加到百姓頭上。

    看看幾十年里人民背上的種種捐稅吧：燈膏捐、肉捐、車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蠶絲捐、茶攤捐、鋪捐、統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簾捐、獵捐、漁捐、剃發捐、糖捐、雞鴨捐、小商品捐、學捐、車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糞捐、國民捐、米捐、路礦捐、花布捐、警捐、花捐、畝捐、牛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戲捐、出口捐、契紙捐、戶口捐、文廟捐、油坊捐、染坊捐、紙捐、河捐、路捐、教養捐、煙絲捐、轎捐、檳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紅事捐、農會捐、洋藥統捐，等等。

    12年軍閥混戰與袁世凱主政時期相比照，章太炎的評價是，“一蟹不如一蟹”。

（原標題：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袁世凱）作者：李宗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