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直認為袁世凱是1898年戊戌維新的“叛徒”，但可能并不知道戊戌維新沒能實現的大多數改革內容，后來是在袁世凱的手中實現的。

    袁世凱并不止于此，他還和其他力量一起推動改革升級

    1901年，經歷1840年以來又一個不幸的庚子年后，大清帝國迎來辛丑年。

    9月7日，78歲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完成他最后的使命——繼6年前出使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再次代表清廷與11國簽訂《辛丑條約》。

   兩個月后，這位被美國《紐約時報》稱為“遠遠走在他這個時代的前面”的老人，病逝于北京賢良寺。臨終前，已經穿上壽衣臥于病榻上的李鴻章，忽然睜大眼睛，嘴唇喃喃顫動，兩行清淚緩緩滾出。他的雙目，是由他的老部下周馥合上的。

    10天過去，他的另一位老部下、山東巡撫袁世凱，接替他的職位。《紐約時報》把袁視為“改革家”李鴻章的最佳接替者，“袁當然不是大清改革運動之父，但他能讓改革持續下去。”

    此年，在官方話語中，“改革”再次成為主流意識。從1月到8月，“西狩”(因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而向西安逃難)途中的慈禧太后，連發3道“變法”上諭，要求大臣們參酌中西政要，就如何改革各抒己見。此前的3年里，受戊戌維新失敗的影響，朝野上下對于西方政治西方學問，“不敢有一字涉及”。

    “首創之功”:新政與帝國的余暉

    袁世凱的地方“新政”，無疑是整個清末新政中一個最典型的范例

    1895年8月2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命他提交改革方案。8月20日，袁遞上一份13000字的改革建議，分為儲才9條、理財9條、練兵12條、交涉4條，主張學習外國、變更舊法，并提出具體的變法策略，比如理財9 條，包括鑄銀錢、設銀行、造紙幣、振商務、修鐵路、開礦藏、辦郵政、造機器、飭厘稅等。“儲才”中的設立館院，與維新變法所開辦的京師大學堂相類似。

    袁世凱雖然提出了一攬子改革計劃，但并沒有足夠的權力來實施。1901年，他一當上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就開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積極推行地方新政，使直隸地區成為“新政權輿之地，各行省咸派員考察，藉為取法之資”。

    派遣官員出國學習考察，了解國外新事物，是袁世凱整頓直隸吏治的一項重要內容。他認為所有官吏都應該懂得“一切西政、西史”，而“派令出洋游歷”就是一個重要途徑。他命令直隸州縣實缺官員必須赴日學習3個月，經考察確有所得后才能赴任。

    比如保定府派員訪問日本。他們在總結考察心得的基礎上，向袁世凱提出“州縣改良事宜六條、籌款事宜兩條”的建議。尤其是仿照日本稅法，改良直隸稅法一項,袁世凱批示“大致可采”。

    更大的改革來自經濟領域。袁世凱推動創立官辦、官督商辦經濟機構和新式經濟社團。1902年8月，袁世凱按山東商務局成例設立天津商務局，任命天津匯豐銀行買辦吳憊鼎、道勝銀行買辦王銘槐為總辦和幫辦,旨在“官商聯為一體”,重振天津市面。但該局買辦色彩濃郁, 難以起到聯絡眾商、疏通市面的作用。袁世凱于次年5月命令改組商務局為商務公所,復任命紳商人為公所董事,會同吳憊鼎等妥籌辦理,并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督辦一切”。

    兩廣總督周馥之子周學熙，從日本考察歸來，按照日本的模式,開辦直隸工藝局、實習工廠、勸業鐵工廠及圖算學堂、考工廠、高等工業學堂等官辦事業；開辦啟新洋灰公司、開灤煤礦等民營企業,最終創辦了北洋實業。

   在袁世凱的支持下，天津成為整個華北的金融中心和商貿集散中心，大大促進了華北地區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形成。

   此時，“即使一些當初對于新政曾經責難的人，至此也不能不嘆服袁氏為首的北洋集團首創之功了。各項有關新政的政策先由直隸創設，再經中央及各省轉相仿效，在全國范圍內次第推廣。”中共中央黨校副編審楚雙志說。

    地方自治:“他日憲政之先聲”

    袁世凱在直隸推行地方憲政運動，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結合為藍本

    1904年7月，實業家張謇主動給自己曾痛罵過的學生、絕交20年的袁世凱寫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坂垣主持立憲。袁世凱一如既往，表現出政治家的審慎，回復是，“尚須緩以俟時。”

    據袁世凱的幕僚張一回憶:張謇來信后，他曾勸說袁世凱，但袁顧慮重重，不為所動。可是第二天，袁又叫他準備一份準備預備立憲的說帖，以便隨時進呈西太后。僅隔一天，“似出兩人”。

    1905年日俄戰爭被解讀為“立憲國”(日本)對“專制國”(俄國)，以及朝野上下越來越多的立憲呼聲，給了袁世凱最后的決心。1905年7月，他聯合張之洞、周馥奏請12年后實行立憲政體，并請派大臣出洋考察國外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