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舜文化，就是我國始祖“五帝”之一舜帝所創造的文化。舜文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影響深遠，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設具有發軔之功。

    舜，亦稱虞舜，有虞氏，姚姓，名重華。生活在距今4000多年前中國父系氏族社會晚期，是我國氏族社會后期部落聯盟的一位領袖，《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述的“五帝”之一。在“五帝”中以“德”著稱。相傳，舜母早逝，其父娶后母生弟象，父親及后母和弟弟不講道德，屢次想殺害舜，均被舜巧妙脫逃。面對父親、后母及弟弟的不仁不義，舜始終以人子之禮孝事父母，友愛弟弟。二十歲在社會上就以孝悌而廣有德聲，被四方的部落推為堯帝的繼承人。堯帝以二女下嫁舜，以九男與其相處，觀察舜治家與在社會上的處事，發現其確有以德感人、棄惡向善的美德，便把帝位禪讓給了舜。由于舜處處以身作則、善于用人，不僅治理好了多年的水患，而縣使農、工、商和音樂藝術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出現了政治清明的社會現象，被后人稱為“舜日堯天。”舜帝晚年，將治水有功的禹舉為繼承人后，仍以關心下民為已任。

    舜文化是舜帝身體力行創造的，是舜帝平生實踐的結晶。舜作為人子和兄長、盡管受到父親、后母及弟弟的屢次陷害，仍然對父母報之以晚輩的孝敬，恪盡兄長對弟弟的友愛。在社會生活中，在處理與其他社會成員關系中，舜亦是身體力行去創造、去推行一種社會公德。如舜耕于歷山，把肥沃的土地讓給他人；漁于雷澤，雷澤的人也學他把豐盛的漁場爭相讓給他人。可以說這就是“專門利人，毫不利已”的“把方便讓給別人”的“樂于助人”精神的初始。在職業道德上，舜亦是以身作則，帶動河濱制陶的工匠和在壽丘生產用具的工匠恪守職業道德精心制作，在負夏經商亦是以誠相待，不以獲利為目的。在治理聯盟上，舜帝靠的不是發號施令，而是身體力行地率先示范。后人稱其為“無為而治”。所以說，舜帝一生的社會行為，就是舜文化的實踐，是最初始的創造。

    對于舜文化的內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認為僅限于“倫理道德”。但實際上它是道德文化的集合，主要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1）倫理道德 。舜二十而以孝聞，被四岳薦于堯帝。這是舜文化中倫理道德的根源。舜在多次遭到父母及弟弟象的加害后，仍然一如既往。同時，命契作司徙，“敬敷五教”，推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教的五常教育，創造家庭和睦的生活，這一家庭倫理道德標準至今仍被人們推崇。

    （2）社會道德。舜在社會道德方面，力行“樂于助人”、“鄰里和睦”、“童叟無欺”。他“耕于歷山，人皆讓畔；漁于雷澤，人皆以讓居。”舜在社會生活中，身體力行把方便讓給別人，影響了周圍的群眾；提倡鄰里和睦，友好相處，互相尊重，大家都愿與他相處，都愿與他為鄰同村而居。

    （3）職業道德。舜一生中，從事過多種職業，除從事農耕、漁獵以外，還從事過手工業生產，經過商。“陶于河濱，河濱器皆不若窳。”陶工們受他的影響，把陶器作得精美又耐用。“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則是以誠、信對待商品生產和經營，不使假，更不欺行霸市。

    （4）政治道德。舜在繼位執政后，在治理國家方面，講究施政道德。他舉賢任能，用人唯德唯才，“舉八愷、用八元”，“流四兇族”，表明他“善惡分明”。最后以“利天下，而不利一人”的政治道德，選定帶領民眾治水的禹為繼承人。在政治生活中，舜“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妄人。”對南方三苗民族問題上，“舞干戚于三苗”，以道德和高尚的音樂藝術去感化、教化三苗民族“棄惡從善”。出現了“九族親睦”、“合和萬幫”的政治清明、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民族團結的局面。我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在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新問題，特別是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道德淪喪等種種不良現象的出現，已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不少社會學家認為就是要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天下為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重視倫理道德標準的重建。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明確提出了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的問題。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的報告中指出：“提倡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同時把先進性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鼓勵一切有利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道德。”舜文化所包含的道德文化，是與這一道德建設要求相適應的。因此，開展對舜文化的研究，對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思想道德建設是具有積極重要意義的。

（原標題：光彩炫目的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