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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王光英

2012/3/29 16:32:19 點擊數: 【字體:


我的回憶——王光英

    我的回憶 王光英
    
    頭一次和少奇同志見面是在家里。當時我們家在舊刑部街和報子街中間。后來那一塊拆掉了,就是現在的西長安街,民族飯店那一塊。那是1949年4月。我還記得電話是西局2858,家里來了一個電話,說很快光美就回家了,她已經結婚了,但沒有說找的是誰。后來我們了解到,嫁給了劉少奇,他是共產黨的第二號還是第三號人物。詳細情況我不知道,我們老太爺也不知道,還跑到書店去看有什么書寫了。我記得是日本人一本書上寫的,說劉少奇是共產黨的“小諸葛”。他知道這個情況后,就考慮來了之后應該怎樣接待。知道是湖南人,老太爺就到西單牌樓那兒的曲園飯莊訂了一桌菜。曲園飯莊是湖南飯,解放后陳老總、朱老總經常去那里。那天家里掛了幾個宮燈,就是幾面玻璃可以轉的,好像有點過年的樣子,應該掛的東西都掛了起來。當時一方面是為了慶祝解放,一方面為了迎接他。我記得我父親穿了大皮襖,還穿了一個馬褂,迎接姑爺進門。 我那時在天津搞工廠,回來省親,交通堵塞回不去了。
     
    我當時想,回頭見面談什么?中國的禮節,妹夫來了,不能空手。我就到西單牌樓,挑了一條灰色的圍巾。我穿了西裝,那天我有點不太自然,因為少奇穿著黑色的呢子制服和布鞋,很樸素,弄得我不太自在。我們很快就聊起來了,跟老太爺說幾句話,跟我母親說說話。后來還問了我天津的情況,說他要到天津去。我當時介紹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我當時的思路是這樣的:當時大軍還沒有過江,還得打。我把哪些廠子可以做軍服,哪些可以做運輸工具,哪些還可以做槍炮,介紹了這些。他聽出我介紹的情況,是我認為仗還要打很久。他說現在做的準備,是城市解放之后應該怎樣建設和恢復生產的問題,跟我考慮的不一樣,他考慮得比較遠,考慮的是今后應該怎樣搞建設。 我當時覺得還要繼續打仗,過江還要花很大勁,到解放全中國,還要建設部隊,還需要后勤,一定會著重發展支援前方的工業。聽少奇同志說完,我覺得整個大局不是我所想象的,不是打幾年,而是很快要轉到建設時期,恢復生產。我自個兒覺得不太自在,覺得我說的和情況不太一樣。少奇同志說他預備去天津。我也得回去準備。當時,少奇同志說要我回去之后,考慮考慮有什么企業家可以見面。后來,我給提供了一個名單。
    
    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講話有很多次,我所知道的是跟工商業界的一次講話。談論最多的是宋棐卿的事。因為天津有仁立和東亞兩大毛紡廠。仁立的老板是朱繼圣,是留美的,而且和美國上層的交往比較深。東亞不大一樣,它出的毛線是抵羊牌,就是抵洋的諧音,因此宋棐卿想把這個廠子做大。那個時候,他知道我和少奇同志是親戚關系之后,他說他想到香港再籌點資,買一臺機器擴大生產。在他沒有去之前,少奇同志就到了,我就把情況匯報了。他就對宋棐卿說,你可以搞好一個廠子,將來可以多給一點廠子十個八個給你管。給他鼓勁。應該說,那個時候宋棐卿的心情是非常激動的。但后來他到了香港之后,被國民黨的特務圍住了,把他弄到拉丁美洲去了。 那個時候,我也覺得無能為力,我沒有能力把他弄回來。要弄回來,天津講話所說的事都能做到。現在,可以在這里說,宋棐卿的兒子后來給做了補償。我們前一段的煤炭供應比較缺,得從山西運煤來。有一段時間山西煤運到這里,用汽車得走兩三天,北京當時存的煤只夠幾天用,相當的緊張。正好宋斐卿的兒子宋敏華給我介紹了一筆買賣,就是買智利銀行的抵押品,這里頭就有一千輛八噸半的載重車。這個是很便宜的,一萬塊錢一臺,當時我們花了不到四千萬塊錢,我搞光大實業公司的時候,把車給買了,立即找船把車運回來,好拉山西的煤供給北京市用。那個時候是最緊張的事,如果再過三天,沒有煤,北京就要挨凍了。這是宋棐卿的兒子給補上的。 
     
    大概是在1946年的時候,我想到解放區去參加革命,見到崔月犁。那個時候我們知道他是李大夫,不知道他是崔月犁。我有五個妹妹,當時四妹妹給我介紹了一下,她說,你到北海去,別過橋,靠右手是北海的海邊,有一個穿長大褂的人等你。我在那里見到他,我跟他說,我去參加革命,不做買賣了。他勸了我半天。我當時有一個很樸素的思想,為什么全家都去參加革命,唯獨我是搞買賣的?企業家也沒有什么意思,我是學化學的,我到那里教書也行。所以那時候的思想不是很平靜。這個時候,少奇同志講,干部我們有的是,也不缺你一個。但是像你這樣能夠愛國的、愿意和共產黨合作的資本家我們很少,能夠穿著資本家的衣服,為工人階級服務,這樣不是更好嗎?他的談話很容易觸及靈魂。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新詞,叫觸及靈魂。當時我就很快地聯系到自己,對我很有觸動。因此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有技術,完全能夠自食其力,可以不去剝削人,完全沒有理解脫胎換骨的改造,對這方面的理解不好。 那個時候,聽了少奇同志給我們全家人講的一段話,對我是很有幫助的。他的話,切中了我的要害。他說,你的出發點到底是為人民,還是為個人?他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假如為人民做好事,人民不會忘記你,這是毛主席講的。如果你專為自己的話,你就不會好。他的那段話,我理解意思,就是通俗易懂,是個啟蒙教育,這一點搞通之后,可以一通百通。你的立場要站在大眾還是站在個人。那個時候,他講完之后,大家都很受益,那么通俗地講,既有針對性,又能老少皆宜。 在天津接觸中,少奇分析問題的方法,對我很有幫助。
      
    他是深思熟慮才去做一件事的。在天津,有一個下雪的夜里,少奇同志去訪周叔弢。他為什么要那個時候去,花這么多的時間夜里去拜訪一位資本家?我覺得他是要把工商界的情況了如指掌,也可以說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包括官僚資產階級的情況,要不摸準了,他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過去叫“南張北周”,周叔弢這個集團應該說比張謇那個集團大,但是他和北洋軍閥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那個時候,就要選點,要找誰,怎么的找法,談些什么,他心里都準備好了。 他去看周叔弢,就是抓住了龍頭了。工商業是馬首是瞻,看看代表性的人物到底怎樣。周叔弢是研究出版的,是古書出版專家,少奇去看他的古書,他就很高興了。然后談起來,問他的題目都是關鍵性的。比如說,你搞大工廠,為什么那些高級知識分子愿意上你這里來?你怎樣使用這些干部,就是知識分子,有所長的人你怎樣去用?實際上就是問他對這樣的大企業是怎樣管理的。這是我們人城后最需要的事。他不是去拜客,而是去聽聽人家有什么經驗和體會,他不是沒有目標地去拜客。
      
    那一次,開座談會起了穩定人心的作用。因為那個時候,各個城市都有聯系。石家莊入城有什么情況天津知道,天津有什么情況上海知道,上海的消息很快就到了香港。如果天津穩定了,對上海也有作用。那個時候,少奇同志對天津的講話,全國工商業界都在聽的。像我來講,我算是能夠代表當時工商業界的心情的,原因是我的家庭關系,另外就是把我接到北京了,我就找我母親要書。我的院子里有一個小過道,我在那里看書,《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都是在家里看的。所以我覺得,近水樓臺先得月。另外那個時候,我也懂得點黨的政策。 解放后,少奇同志到天津去,講話內容我聽了。少奇同志還讓我繼續做買賣。當時我的思想,我是工程技術人員,我在學校里讀書也不錯,我當時讀書就是拿第一第二,教授特別喜歡我,要把我留在那里當助教,當時不能說我沒有一技之長。我那么的想,光美也給少奇同志介紹過我的情況,所以他對我對癥下藥,病治得快。 1960年我們兄妹幾家人到中南海去做客。那次吃飯是很普通的,主要是從內蒙古弄來的黃羊,覺得是最好的,沒有什么別的菜。還有就是白米飯,還有小米。大家吃這頓飯,覺得很好了,當時小孩都搶著吃黃羊肉。 我那時記得清清楚楚,劉平平,光美的大女兒,她那時搶肉吃,可見平時不是常吃,是特意弄來一只黃羊請大家吃。同時我還記得,少奇同志鼓勵我們,說國家碰到這么大的困難,大家自己家里種點小蔬菜之類的東西,這樣很可貴。今天弄一個黃羊來了,請大家吃。我們還以為有別的菜,其實就是黃羊和白菜燴在一起,然后就是米飯,大家吃得很高興。我們覺得,國家雖然遇到這么大的困難,但是組織上對我們很關心。我們當時給少奇同志匯報,說很好。所以我記得那頓飯,吃得很高興。同時他還告訴我們,說困難快要過去了,增強我們的信心,所以我們比吃一桌酒席還高興。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說破“四舊”,破了之后,我們的文化才有新的。當時我覺得,破“四舊”很好,大家都很擁護。我們在天津,每個家里都供一個大阿哥,大家都把家里的“四舊”找出來,放在一邊,如果國家要處理就拿去,沒有拿去我們自己處理。我們把家里舊的字畫給拿掉了,掛上“文化大革命”的標語。所有的柜子、箱子的鑰匙都放在那里,可以隨便打開,我也沒有鎖,讓他們來查什么是“四舊”。外國的工藝品,如果他們覺得是“四舊”,可以拿走,我們完全的支持配合。后來越來越厲害了。 盡管在那樣的場合下,我們心里有一個底,就覺得我們,一直跟著黨走,沒有做過別的事。不管是抗美援朝,子女上山下鄉,什么捐助,我們都是照做,都是跟著黨走的,心里很坦然。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深深地體會到了。盡管是這樣子,我在天津工商聯,那個時候沒有大字報,就給我貼過一張,也沒有什么內容,就說我在房里擺花,過資產階級的生活。而且是貼在門后邊。后來慢慢地緊起來了,黑板報都不讓我寫了,后來什么都不讓我做了。 
     
    毛主席說過,運動并不是請客吃飯。我們心里有底,就隨著大家一起,這樣過來了。后來慢慢地想到,劉少奇同志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告訴我們的話都是好話。比如說,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是一致的,你們要隨時想著,有了國家的利益,就有了人民的利益,才有了你的利益,如果你自己想的不對,不和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一致,你就沒有前途。這句話對我的教育意義很深。另外就是第一次見我們的時候說過,解放之后,人民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見時傳祥同志也是這樣說的。這句話給我很大的動力。在解放之前,我沒有工作過,我現在覺得,我們做什么工作,都是為國家為人民,是光榮的,所以我毅然決然地出來。開始的時候我在民間組織工作,專門做各區工商界的工作,不管白天還是晚上,我都去和他們在一起,和他們打成一片,交流經驗。那個時候我工作很好,有了這樣的基礎。 當時我心里有一個支柱,有一個信念,雖然“文化大革命”有人來問這個問那個,雖然當時有的造反派很不滿意,但是不滿意也是這樣,就這樣穩定地過來了。在干校勞動的時候,我都是積極地搶在前面,我覺得還是應該多做做勞動,同時也知道糧食來之不易,包括衣食住行。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方面挺怕,但是另一方面我本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鍛煉,知道了很多東西,對身體也有好處。我沒有想到,后來黨下大力氣,撥亂反正。現在改革開放,也沒有想到會看到改革開放使我們的祖國取得了這么大的成績,在江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我們心情都非常舒暢。 我們家里人能夠進步,和母親有聯系。解放軍解放北平的時候,我的母親最高興。我的母親做事情總是先行一步。我們原來的房子,后來蓋成了民族飯店,但是在剛解放那個時候,是改成托兒所,少奇同志的孩子也是送到這里來的。 我母親被光美接去住到中南海,被人稱為革命的媽媽。現在沒有人再說這件事情,實際上沒有千千萬萬這樣的人,革命成功不了。少奇同志對她很尊敬,后來光美的孩子都是放在外婆那里,說她是教子有方。 我們每次見到少奇同志,都是非常樸素,非常熱情,待人平等,特別是我看見他和時傳祥握手的照片,真是叫人很受感動。因為我是在舊社會長大的,假如社會沒有時傳祥這些掏糞工人,北京沒法想象。時傳祥的兒子還繼續在做清潔工作,有的時候來電話給我們,我們還是鼓勵他。 我對少奇同志的印象是他不愛說話,很沉穩,思考為重,說的話不多,但是說出的話有分量。他跟我講了“穿著資產階級的衣服,為工人階級服務”。 我們沒有見過幾次面,在家里見過面,在天津講話時見過,懷仁堂過道里見過一次,再就是他在臺上開會,我在臺下聽著。沒有什么過多的交往。他已經知道你的思想動向,針對你的動向,用通俗和為你著想的語言說完,你不就容易消化嗎?他的說話感染力很強,幾句話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表達了什么東西,他就針對你表達的東西講,因此你容易接受,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的放矢的。我們接觸不多,就覺得他說話不多,但是每一句話都有分量。(原標題:我的回憶——王光英)

責任編輯:C006文章來源:《話說劉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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