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君同舟風雨無悔 王光美 
    
    回想當年，我參加革命前，一位地下黨員借給我一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讀了以后，對作者產生了崇高的敬意。以后，我作為一個滿懷革命熱情走進革命隊伍的青年人，同少奇同志一起生活，在內心很自然地產生一個強烈的愿望，就是想直接聽他講講過去的革命經歷。我渴望了解他。但是，他從來不講自己過去的光榮歷史，就連講述別的同志過去的功績涉及到他時，還是很少講自己。對于我的多次要求，他的回答是：“不要從我的過去了解我，要從我今后的言行了解我。”因此，要完整地描繪出他，我力不勝任。但是我要說，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即使在他不被承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時，他依然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在白區工作的貢獻 偶爾，少奇為講明道理也說出一點自己的親身經歷。例如，一次在湖南省直和地市干部大會的講話中，少奇回憶起在安源的工作：“那時，我剛從莫斯科回來。在蘇聯住了抗大式的學校，學了點馬克思主義，只學8個月，就算從西天取經回來，經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長沙。那時，毛主席在那里。沒有幾天，就叫我去指揮粵漢鐵路的罷工，粵漢路車已停了。中央來了緊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6元錢買汽車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鐵路的火車，跑到安源，沒幾天就罷工。罷工之后，李立三被通緝，工人把他藏起來，所有黨員都躲起來了，只剩我一個。人也不認識，什么也不清楚，罷工中有各種問題發生，我有什么辦法呢？還不就是聽工人的，他們叫我怎么辦就怎么辦，就是他們在那里領導我，哪里是我領導他們？當然嘍，他們說怎么辦怎么辦，我也是經過一番考慮，有一些我也沒采取，有兩種意見的、三種意見的，我也綜合一下。” 簡短數言，親切實在，從不突出自己，把自己融化在組織中、群眾中，這就是少奇。
       
    1926年10月，少奇到當時革命的中心武漢。經短短幾個月夜以繼日的工作，全國工會組織取得空前的大發展。 1927年1月3日，英國水兵槍殺江漢關民眾，制造了“一三慘案”。少奇得報，立刻趕往現場。當夜，少奇通宵主持總工會緊急會議，決定動員、組織各界與英帝斗爭，提出立即收回租界等六條要求，通電全國。5日，人民心中積壓已久的反帝怒火爆發出來。通過李立三和少奇等人嚴密而有效的組織，30萬人舉行反英示威，沖入并完全占領英租界。 這時，國民政府表面支持群眾，又擔心帝國主義直接武力干涉，密令工會不要激化民情。我黨中央一些領導人受陳獨秀投降主義影響，再三勸阻甚至嚴厲批評少奇，要求工會避免與英帝直接對抗。可當時各界民眾義憤難當，少奇一方面努力組織有序的斗爭，避免過激行動，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應積極引導大眾，不能在革命高潮時退縮逃跑，不能也無法執行一些中央負責同志的指令。少奇一直站在示威隊伍最前列，直接面對帝國主義者談判。2月19日，在各方壓力下，終于迫使英國簽字，將武漢租界交還中國。在中國百年反帝斗爭中，第一次收回被強占的土地和權利，取得空前偉大的勝利。 收回英租界，極大地震動了全國，中國人出了一口氣！同時，許多領導人和群眾也被巨大的驚喜和出乎意料的勝利沖昏頭腦，認為只要民眾發動起來，工人武裝起來，就可奪取任何勝利。從而助長了過“左”的傾向，發生了不少不適宜的過火行動。少奇反復提出警告，切忌盲目和自大。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成立南京政府與武漢對立，殘酷捕殺共產黨人和工人骨干。黨中央一些領導人，要解散工人糾察隊。少奇反復向中央陳述，堅決反對解散工人武裝。中央幾次開會討論未決。6月28日，軍隊侵占總工會機關，經少奇多方交涉，才撤離。當晚，陳獨秀主持緊急會議。為了消除何鍵制造事端的借口，要公開宣布解散工人糾察隊，交出槍械。會議最后決定，由堅決反對這種意見的少奇去執行。經過緊張迅速的工作，當日就發出布告，把一部分破槍棍棒交存政府。之后，少奇將公開了身份的黨員干部和工人糾察隊骨干近3000人，持武器疏散到賀龍、葉挺部隊，創造性地執行了中央決定，巧妙地保存下這支工人武裝力量。
      
     7月15日，汪精衛“分共”叛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8月1日南昌起義，部隊中武漢糾察隊成員是最中堅的骨干。聶榮臻元帥曾說：“在那個時候，我們黨認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漢糾察隊在軍隊中是最受信賴的。而這些工人最聽少奇的，少奇了解他們，在他們中間有威信。因此，周恩來同志一定要我來征求他的意見，如可能，動員他參加起義。少奇很興奮，同意下山。但因當時沒訂起義日期，少奇又病得厲害，故暫留廬山，繼續隱避。后來，起義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沒趕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確是最勇敢頑強的。” 自1927年，我黨進入了幾次“左”傾錯誤路線統治時期，間或又夾著右傾錯誤的反復干擾。少奇也受到長達十多年的壓制。 少奇從事地方黨委和機關工作，始于順直省委和滿洲省委。那時，北方地區籠罩著嚴酷的白色恐怖，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他極力反對“左”傾蠻干，反對憑血氣之勇和敵人硬拼。他主張苦心經營，一點一滴積蓄力量。在順直省委，他不僅要克服冒險蠻干傾向，又要與黨內普遍存在的流氓幫會意識和宗派作頑強斗爭。除了在組織上做艱苦的清理工作，他一直堅持不懈地在順直和滿洲訓練干部，培養骨干，派員到中央學習，多數就地訓練。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屢遭責難，不是“和平發展取消主義”，就是“可恥的機會主義”，甚至被盛氣凌人地斥責：“你錯的該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將消滅滿洲黨！該打五百板子！”少奇據理力爭，他給中央寫信，說：“人（上海）訓練班回來的同志都很好。滿洲并沒有取消工作派出學生。撫順市工會訓練班學生都是工人，完全沒有一點工運常識和工作基礎，一星期回去，這樣做很必要，還得堅決辦。”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楊靖宇也在撫順班學過。盡管如此，中央還是借此連發兩封急信，調他回上海。 少奇一直堅持正確主張，批評黨內錯誤傾向，卻招致沒完沒了的批判，戴著右傾帽子，又每每受命于危難之際。他毫無怨言，不計代價地奔赴艱苦、復雜、兇險的崗位，為黨、為民族頑強斗爭。少奇超乎常人的堅毅意志、豐富的經驗和深厚的理論功底，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勇氣，就是在這時期鍛煉形成的。有時我想，這些優秀可貴的品格，使他成就了偉大的事業，也鑄成最后壯烈的結局。
      
    真正將少奇推上黨的領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這7年，他主持華北、中原、華中工作的時期。 少奇隨紅軍長征到陜北，正是所謂“紅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幾乎損失百分之百”之時，意外地在一張報紙發現平津“一二·九運動”的消息，黨中央異常興奮，欲派員前往。少奇成為最合適的人選。張聞天同志與少奇深談后，政治局決定少奇為中央代表，孤身人虎穴。 1936年初，少奇到華北時，整個北方局能夠聯絡到的黨員很少。“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使黨組織幾乎瓦解殆盡，并仍頑固地在滅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堅決糾正錯誤的領導和思想，在宣傳和組織上進行大刀闊斧的鼎新變革。也正是這一時期，少奇表現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戰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現出來，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廣為傳播，深入人心，不僅有力地促進了華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擴大了黨在全國的影響。通過他正確積極的領導，黨組織和左派愛國團體迅猛發展起來，并從北方局派出幾百名干部到上海、廣州、武漢、中原等全國各地接上關系，重建組織，恢復活動。需要說明的是，少奇是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挺身赴險的。他一面隱避在敵人的屠刀下，不分晝夜地工作，另一面又與黨內占統治地位、不斷批判甚至“無情打擊”他的錯誤傾向斗爭。險象環生，生存亦屬不易，況求發展之難。 當時，黨內相當多數而又不占主導地位的同志支持少奇。正如他說的：群眾支持他，他不是孤立的。支持者中，最關鍵、最強有力的就是毛澤東。這使少奇得以發揮他的才智，堅持正確主張，迅速取得驚人的成績。僅半年，中央就評價“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轉變……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一年時間，北平的黨員人數就發展了十倍！毛澤東贊揚少奇“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至1938年離開，少奇到北方局短短兩年多，我黨已經是整個華北地區最大的政黨，我軍也成為最強大的抗日武裝力量。“數百萬群眾朝著我黨指定的方向前進。”革命形勢轟轟烈烈。
     
    隨后，在華中，經過4年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奮斗，少奇和他的戰友們，開辟皖東，占據蘇北，運動殲敵，力克頑匪，在敵后建起大片根據地，動員組織廣大群眾與日寇拼死搏擊。“皖南事變”，處亂不驚，巧攻堅守，反敗為勝。逆境中的中原、華中出現了一片蓬勃生機。 6年中，少奇與廣大的干部群眾緊密結合，出生入死，不懈奮斗，使人數不過萬余的我黨我軍，突出陜北一隅，脫開江南國統區枷鎖，進入廣闊天地，奪取建立政權，拯民族于水火。 少奇是打開這一局面的先鋒，是忘我抗擊日寇的民族英雄，是發展鞏固人民力量的前線總指揮。 1943年3月，中央成立三人書記處，毛、劉同時成為黨的“一、二”把手。至此時，少奇的正確主張，他的功績，得到公認。（原標題：與君同舟風雨無悔——王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