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抱病在身，確有此事，不過這病到底有多嚴重呢？劉邦遷都關中之前，張良隨他滅秦、滅項，形影不離，為何劉邦一翻身做了皇帝，他反倒病得無法工作了呢？高祖六年劉邦定都關中，直至此時，關于張良的病情未見其他文獻有明確記載。不過張良從此時開始便“杜門不出”，可見其中確有生病的因素，當然，除此以外應當有其他原因。　　
     
    一是知足。張良自稱，家中五世擔任韓國國君的相國（家世相韓），韓被秦滅，不愛萬金，要為韓報仇。現在，以“三寸舌”成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達到布衣生活的頂點，對我張良而言，已經十分滿足了（足矣）。所以“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二是自保。司馬光作了這樣的解釋：人生必死，猶如黑夜必有黎明（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從古至今，沒有一個人可以超越生死而獨立存世（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像張良這樣明達事理之人，肯定知道神仙之說是騙人的鬼話（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而張良卻宣稱要跟隨赤松子游仙，恰是這樣的托詞，倒可以看出其超凡的智慧（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身為人臣，最難處理的就是如何對待功名（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三杰之中，韓信族誅，蕭何入獄，不都是因為聲名太盛卻不知身退（淮陰誅夷，蕭何系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只有張良，托稱求仙，擺脫世間俗物（故子房托于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于物外，置榮利而不顧”，人們常說的“明哲保身”，恐怕只有張良做到了（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司馬光認為張良“杜門不出”，學道求仙，完全是明哲保身。這一說法影響非常之大，但也尚存有待商榷之處。司馬光之說錯在哪里？錯在他忽略了“淮陰誅夷，蕭何系獄”是在“張良謝病辟谷”之后。張良“杜門不出”之時，韓信正從齊王徙封楚王，錦衣還鄉，所謂叛釁，未露端倪。劉邦此時雖有誅殺的行動，但所誅“皆平生所仇怨”。張良作為劉邦的心腹，立萬世之功，怎會招來殺身之禍？所以，司馬光的說法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了。　　
    
     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劉邦對異姓諸侯王大開殺戒，張良不可能對這種做法表示心悅誠服地認同。我們在講陳平用調虎離山之計誘捕韓信時，曾經講過，為什么那時候聽不到張良的聲音？原因只能有兩個：一是不能說，二是不愿說。張良抱病，已經不再參與軍國大事，便不愿再多言；他看到了劉邦必除韓信的決心，也就不能再說什么了。　　
      
    盡管這樣，張良并未就此退出漢代政壇，他始終和西漢政權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劉邦有很多事情依然會和張良商議。《史記》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對于這幾句話的理解，現在的人往往認為司馬遷寫《史記》并非每事必錄，而是有所選擇，無關軍國大事，舍而不錄。所以張良閉關后與劉邦的接觸、交流應當還相當廣泛，不僅是軍國大事，即便是無關軍國的事談論得也非常多。（原標題：聰明人張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