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拭殘碑覽德輝，千年包范見留題。

　　驚烏繞匝中庭柏，猶畏霜威不敢棲。
 

　　詩中將包拯、范仲淹的英名比作“霜威”，而“烏鴉”當然是貪官了，他們看到殘碑，就成了“驚烏”，不敢把開封府內(nèi)的柏樹作為自己的“棲息之所”，這簡直是對貪官污吏不折不扣的一場靈魂審判。

　　這也很夸張，但在以前，該詩在官場中影響頗大。官爺既然相信“霜威”“驚烏”，百姓相信包公是神明也沒有什么不合適的。

　　這不是什么封建迷信，更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什么都不信，甚至以所謂的現(xiàn)代思維懷疑包公，說什么包公不可取，實行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別說“法治”，“人治”若能做好，老百姓就會稱頌“青天”的。“人治”都做不好，還奢談什么“法治”呀！

　　包拯強調(diào)“長吏之任，尤在得人”，“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他的主張確實強調(diào)“人治”，但誰能說這不對呢？包拯還說“發(fā)號施令，在乎必行”，“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并進而認為法律是“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系”，這不能說是很先進的法律思想。

　　“后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包拯在《家訓》中對兒女乃至后世子孫如此嚴厲要求，難道不好嗎？

　　其實，這也不只是包拯的要求。

　　在開封府大堂的前面立著一塊石碑，在辦理公務時，行政長官抬頭就能看見：“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上天”當然不是對官員實施監(jiān)督的機關，這兒的“天”是宋太祖欽定的官戒律，這石碑就是著名的“公生名”碑，又名“戒石”。與時俱進的話，今日之中國的“戒石”就是高懸在頭頂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上天”就是神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法律！

　　《開封府題名記》碑的作用，也大抵如這“戒石”。司馬光在《諫院題名記》中寫道：“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木板）。光（司馬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奸邪）。嗚呼，可不懼哉！”用現(xiàn)下的話語解釋，宋代搞“題名記”，一是提示為官者要有一種榮譽感和榮耀感；二是警示為官者還應有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

　　大宋王朝開展的“題名記”運動，為后人留下的最為珍貴歷史遺產(chǎn)，就是《開封府題名記》碑，更簡潔地說，就是包公“清正廉明，執(zhí)法如山”的法律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講，開封府的名字也和包拯聯(lián)結(jié)在一起。因為有了包拯，開封府成為百姓心中的圣殿。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那是軍國大臣們的事。小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是解決自己問題的貼心人——他們在《開封府題名記》碑“尋找”包拯，“撫摸”包拯，帶著疼痛與景仰，得到溫暖與平和，不斷地和包拯對話、對石頭訴說。

　　也就在這不知多少次、多少人的撫慰下，石刻的包拯名字不見了，成為一條深深的溝痕。而這深深的溝痕，積聚的是人民對公正、清廉與法律的呼喊。

　　正因為如此，《開封府題名記》碑一直被有序地傳承著，成為我國記載人名最多、時間最為詳細、涉及官職最多的題名記碑。北宋時期，它立在開封府衙署前，歷金、元、明、清，盡管經(jīng)歷了黃河大水與府衙屢遷，但該碑一直隨開封府而“動”。民國時期，由于開封所設機構(gòu)一變再變，缺乏保護，碑刻損壞嚴重。“文化大革命”時因修建人防工程，該碑被拋于馬路，后開封博物館將它運至館中，先立于露天碑林，后置于館門北側(cè)的亭子內(nèi)，并架設玻璃房，予以妥善保護。

    安奉包公靈魂之祠

　　“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

　　包拯初知開封府，就有府吏“請問祖先名諱”。“吾無所諱，唯諱吏之有贓污者。”這是包拯的回答。聞此“吏懼而引去”。

　　與府吏的斗爭還在繼續(xù)。包拯洞開大堂，讓訴訟人直接上堂“自言曲直”，免除府吏“中轉(zhuǎn)”環(huán)節(jié)后，百姓交口稱贊。然而，這項看似簡單的革命，對不法官僚、豪門及府吏，是個沉重打擊。府吏們聯(lián)合起來，數(shù)十人分別抱著新牒舊賬堆滿大堂，催促包公加快處理。但包公不慌不忙，一一過目，揭穿了他們的把戲，并果斷處理了一批奸吏，“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書益間矣。天府（開封府）雖稱擾攘，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為吏所為。本朝稱治天府以孝肅（包拯）為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正當包拯著力理順京師各種關系的時候，當年夏天連降的傾盆大雨如同猛獸，淹沒京城——洪水直冒城郭，“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shù)萬區(qū)，城中系筏渡人”。

　　包拯一面抗洪搶險，保城安民，一面調(diào)查泄洪不暢的原因，得知“中官（宦官）勢族筑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即下令將所有跨河樓臺、花園和水榭“悉毀去”，以泄洪水，京師軍民一片歡呼。

　　盡毀中官勢族樓臺園榭，可謂石破天驚。要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宦官與外戚向來都是最難招惹的兩種力量。

　　而包拯石破天驚的這一舉動，恰有個“參照物”。頭年，天降大雨淹沒京師南半城，“居民廬室及軍營漂流者不知幾千萬區(qū)”，但開封府驚慌過后還是無所作為。蘇軾曾以詩記下此次蔡河（又名惠民河）決口的天災人禍：
 

　　忽憶丙申年，京邑大雨滂。

　　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

　　車馬不復見，九陌尚汪洋。

　　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

　　新月皎如畫，疏星弄寒芒。

　　不知京國喧，謂是江南鄉(xiāng)。
 

　　而開封府官員們對這次人禍的冷漠，使汴京城內(nèi)的軍民耿耿于懷。

　　包拯此次行動，曾征得仁宗支持。中官勢族偽造地契，繼續(xù)與包拯無理糾纏時，卻再次受挫。自此，包拯威名大震，“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

　　此次雨災，“壞官私廬舍數(shù)萬區(qū)”、“居民廬室及軍營漂流者不知幾千萬區(qū)”——一“區(qū)”到底涉及多少人，現(xiàn)在已沒法搞清楚（鄭州大學教授郭殿忱認為“區(qū)”和現(xiàn)在我們通常說的“處”相近；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長助理王小方則說該是“坊內(nèi)的一排或兩排房子”；河南大學宋史研究所所長程民生教授則懷疑“區(qū)”為“院落”）。但包拯之所以譽滿開封，與盡毀中官勢族的樓臺亭閣這一代表廣大百姓根本利益的行動緊密聯(lián)在一起，是毫無疑問的。

　　百姓心中有桿秤。包拯死后，就“立祠于（開封）府治之北”，明胡謐在《包孝肅公祠記》中稱“開封府故有包孝肅公祠，蓋祀其知開封時功也”，“歲修不廢，祠則屢葺”。

　　明末，開封府與包孝肅公祠記均毀于水患。清初，重建開封府時，在府的東南隅也重建包孝肅公祠。道光年間，存業(yè)知開封府，看到祠的破舊，“心慘然者久之”，感嘆“任其風雨飄搖，不加繕治，非獨是邦人士之憾，抑亦守土者之羞也”。于是，重修包孝肅公祠，時稱“規(guī)模宏敞，氣象一新”。

　　1927年，馮玉祥廢廟，舊包公祠被毀。

　　但，人民忘不了“包青天”。1987年9月22日，新的包公祠開始售票納客，這一天萬民歡慶。而這座古樸典雅、莊嚴肅穆的仿宋建筑使包公的靈魂，或者說包公的精神，又有了棲息的地方。

　　此次重修不同以往，由旅游部門發(fā)起，商業(yè)氣息濃郁。包公祠大殿內(nèi)擺著許多商品。有的商品和包公沾邊，有的商品和包公八竿子也打不著。

　　新包公祠，很酷。（原標題：“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系列之二 名不在碑而有口皆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