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唱道情者的身份

    說唱“道詞”者主要是“道徒”,這恐怕和“道情”的起源有關。因為“道情”本來是道徒自我抒發超塵脫俗的一種歌唱形式,只是后來才逐漸向民間滲透和發展。演唱者的身份也隨之起了變化,但還是要裝扮成道士的模樣,如《珍珠塔》中的方卿中了狀元,并沒有衣錦還鄉,而是一身“道士”打扮,唱“道情”以羞其姑母。阿英先生在《夜航集·道情》中亦說及乞討的事:“一個作道士裝束,有時戴著道帽的人,手里拿著漁鼓和簡板,挨門逐戶地歌唱求乞。”當然,除了道士之外(包括裝扮成道士的),還有一類人,便是瞽者(見上引《李道人獨步云門》),古代的說書藝人(還有卜卦活動)往往有這些人的參與,這也許是他們治生的一條較好的門路。清代隨著“道情”的民間化進程,道情的演唱者便不再拘泥于道士,在日常宴飲、歌舞歡娛中隨時都會有“道情”的演唱,如《青樓夢》中挹香所唱即是,此亦無裝扮成道士再唱的道理。

    (二)說唱道情的體制

    “道情”和宋代的說書相似,往往有一個引子,在“道情”中稱為“發科”(見《兒女英雄傳》)、上場白(見《青樓夢》),多是由四句詩構成,內容多是道家的看破紅塵、遐蹈物表的情愫剖白。其作用亦是起到穩定觀眾的作用,當然有些和正文的內容也有著緊密的聯系。

    在正文的演唱過程中,多是“說一回,唱一回”,說是散白,唱是韻體,且多用一些詞調,如《莊子嘆骷髏》(見《兒女英雄傳》第四十五回的有關描述)用的詞調有《鷓鴣天》《西江月》《耍孩兒》,還有一些不知名的長短句詞調。當然,這是指的明以來的以敘事為主的較長篇幅的“道情”而言,此前的“道情”多是一些短制,恐無說白的成份。

    在實際的演出過程中,“道情”體制也還是比較靈活的,如《青樓夢》中的發科亦有大段說白的內容。在《金瓶梅》第六十四回中,亦出現了兩位唱“道情”的:

    西門慶為犒勞眾賓,叫了“道情的”。應召而來的兩位唱道情的,唱了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和李白好貪杯的故事,博得好評。

    這里的“道情”演唱就只提到唱,而沒有提及“說白”。(其間亦可能有說白,或是士大夫對其故事比較熟悉,臨時改變體制,只唱不說罷了) 

    (三)說唱道情的樂器

    “道情”是演唱的,需要樂調和器樂伴奏,一般在開頭就要彈奏一下以開場。從一些資料記載來看,主要是漁鼓和簡板,如元雜居《竹葉舟》第四折一開始便是道教真人列御寇引張子房(張良)、葛仙翁執“漁鼓”與“簡板”上場。此外,《岳陽樓》第三折、《劉行首》第四折中都有類似的描述�！短�平廣記》中有關于演唱道情的簡板記載:

    藍采和每行乞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余。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智詼諧。……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人莫知測。⑦

    《三才圖會》中亦有關于這兩種樂器的說明:

    截竹為筒,長三四尺,以皮冒其首,皮用豬上之最薄者,用兩指擊之,又有簡子,以竹為之,長二尺許,闊四五分,厚半之,其末俱略反外,歌時用二片合擊之,以和者也。其制始于胡元。⑧

    青木正兒就清末民國初唱道情所用的“漁鼓簡板”,在他的《說話故事源流考》中也作了具體描述:

      如今唱道情所用樂器,即所謂“漁鼓簡板”,漁鼓乃一粗筒,長四五尺,徑五六寸,一端復(覆)之以皮,作鼓使用,敲擊時發出悶聲。簡板系細長狀竹棒,長四五尺,末端付以木葉狀竹板,二片敲擊以取節拍,音凄涼。其基調閑寂深靜,極具素樸脫俗之趣。

    康保成在《儺戲藝術源流》中引李家瑞先生的說法曰:

    道教神仙沿門所唱為“道情”,李家瑞先生說:唱道情所用漁鼓:“是三尺余長的竹筒,以薄膜蒙其一端,簡子則為兩根長短片,屈其上端,唱的時候,左手抱漁鼓,擊簡子,右手拍漁鼓。簡子用以節音(打拍子),漁鼓則唱完一句,或一段,才拍一遍。⑨

    其實從“道情”的實際演唱情況來看,也并不是如此拘泥的,伴奏也并不都是用這兩種樂器的,在《清稗類鈔》中,傳達出明清民間演唱道情的風貌:

    “道情”,……而鄭州婦女唱之者,每在茶室,手扶鐵板,口中喃喃然。⑩

    這一方面說明“道情”的民間化過程,同時也表明人們已不拘泥于固定的程式。到了現代的“隴西道情”中,漁鼓和簡板又演變成板胡一類的樂器,更是和以前不同了。

    二、“道情”的歷史發展

    “道情”從道教徒的勸善布道之詞演化為一種民間娛樂性質的伎藝,從道情歌詩演化成道情說唱敘事、道情戲,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我認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漢至唐是道情的萌芽期,宋元是發展期,明清之際是最終的定型完成與世俗化時期。(發展為道情敘事文體,當然也還有一些道情曲辭的創作)

    漢唐保留下來一些道歌和道情詩,顯示出“道情”原始階段的形態。此時“道情”的內容多是道徒歌吟心志,高蹈物表情懷的抒寫。故明初寧王朱權在《太和正間譜》中說:“道家所唱者,飛馭天表,游覽太虛,俯視八紱,志在沖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間,慨古感今,有樂道倘佯之情,故曰道情。” (11)

    五代貫休曾有《道情偈》的詩四首,王梵志的詩中有《道情詩》一首,敦煌文書S5648中也有道情詩。(12)這類的道情詩也多是作者淡泊心聲的表白,王梵志的道情詩倒有點激憤之語:“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饑。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13)有返歸本初,對世道不平之感慨。

    宋元時期,道教興盛,散曲道情的作者和曲目數量大增。此時的道情主要還是一些歌詩,然已有向“道情劇”、“道情敘事體”轉移的趨向了,在元雜劇中曾多次提到道情的演出。此時的“道情”,任訥把它分成兩類:超脫凡塵類和警醒世頑類。從一些雜劇和散曲中的“道情”來看,這種分法大體反映了有元一代道情創作的實際。如《竹葉舟》第四折“……如今陳季卿尚未來,我等無事,暫到長街上唱些兒道情,也好警醒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