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太康，和相鄰的淮陽、鹿邑、杞縣等幾個縣，都有個與其說是風俗不如說是規矩的習慣：大年初二，出嫁的女兒回娘家，必給父母拿兩個大饃。因了這個習慣，這一帶誰家生了小孩兒，別人問生的是男孩兒還是女孩兒時，要是生的男孩兒呢，因為“小雞雞”的緣故，主人會回答“生了個帶把兒的”，要是女孩兒呢，則回答“生了個大饃”。

    大饃形似倒扣的鐵鍋，色白而已。有多大呢？底盤若海碗粗。兩個大饃，論重量，差不多有一斤了。過年為啥要給娘家爹娘拿大饃，始于何時，我還真的求證過，專門扒拉了縣志，但沒有記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上邊兒為了搶救文化遺產，要求各縣都要搜集、出版當地的民間故事、歌謠、諺語“三套集成”，我專門找文化館的老師借來“集成”，也沒找到答案。另外，拿大饃的習慣，不知從哪個年月起，演變成了凡是親戚家有長輩，不管是叫姨叫姑叫舅還是叫啥，過年走親戚，都必須拿大饃，而且必須成雙。

    是的，必須。從小時候到現在，在我看來，大饃是一種禮節，是一種威儀——不僅僅是恭敬，絕對是百姓人家的一種威儀。記得有一年，我姑的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踏著雪后的泥濘走了二十幾里，挎著籃子來我家走親戚，吃罷午飯，留籃子（留年禮）時，我媽，也就是表弟的妗子，發現籃子里竟然沒大饃，頓時氣得臉色都變了。我爸得知，當時就要給表弟吃帶把子燒餅（耳光）。表弟知道壞大事了，急得要跪下求饒，后來我說情，我爸才允許以次日專門送來了事。這種故事，當地許多人家都有過。忘記拿啥都不要緊，就是不能忘拿了大饃。

    對拿大饃這個文化現象，我琢磨了好多年，揣度它開始的時候，可能僅僅是為了讓長輩填飽肚子，最后，才升格為威儀。為啥這么說呢？

    姥姥隨我家生活，再加上我爸媽眾多的侄甥，所以，打我記事起，我家收的大饃在親戚中就最多。大饃中隱藏了好多秘密，這秘密是姥姥發現的。糧票時代的上世紀70年代，每每在親戚走了之后，姥姥看著裝滿幾個大瓦盆的大饃，總是一副很滿足的模樣。不過，姥姥會將大饃分開存放，她指著一對大饃說，這是誰誰家拿的，他家最窮，外層是白面，里面一準兒是紅薯塊兒，為了夠重量，還故意不蒸熟，要先吃，免得發酸；又指著另一家的大饃說，這一家窮得不很，外面是白面，里面是高粱面或者玉米面；最后，老人家會指著僅有的幾個大饃，說：“這是城里親戚拿的，都是純好面的，留到最后吃，你是男孩兒，姥姥讓你多吃點兒……”

    姥姥的判斷從沒錯過。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她的判斷失靈了，拿來的大饃一色的是白面。后來，變成了大饃狀的面包。再后來，過了正月十五，大饃還沒動一個，姥姥只得把發霉了的大饃做成醬，腌咸菜。

    如今，姥姥已去世多年。每每過年時，我總還能想起這些往事。一次我想，拿大饃既已僅剩形式，何不廢了它？一說，父親朝我直瞪眼。

    今年過年，我的姐妹們依然會給父母拿大饃。若干年后，我的“大饃”會不會繼承這個傳統呢？還真難說。（原標題：探訪河南太康春節習俗——大饃 百姓人家的一種威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