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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門立雪“的典故無人不曉，其尊師重道的故事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世代學子求知的寒窗。宋代理學的“洛學”創始人程顥、程頤兄弟在嵩陽書院講學10余年，此后，嵩陽書院成為宋代理學的發源地之一。北宋大家司馬光、范仲淹也曾在嵩陽書院講學，司馬光巨著《資治通鑒》的一部分就是在嵩陽書院撰寫。“嵩陽有周柏，閱世三千歲”，嵩陽書院內高大茂盛的“將軍”古柏，給嵩陽書院增添了濃濃的歷史滄桑感，它的存在，就是一位無聲的見證者、歷史的參與者。

    嵩陽書院因坐落在嵩山之陽而得名，為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之一。千年以前，重文輕武的大宋王朝在這里建起了它的學術研究中心和學問傳播中心。書院內古樸雅致的地方建筑，散發著獨有的儒家學術氣息。2009年，為“賡續文脈，弘揚國學”，培養國學人才，古老的嵩陽書院再次煥發青春，成立鄭州大學嵩陽書院。

    作為我國古代高等學府的嵩陽書院是我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因其獨特的儒學教育建筑性質，被稱為研究中國古代書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標本”。

    為什么嵩山地區成為儒家學派活動的重要地區？鄭州文物局局長閻鐵成講述，“嵩山自古即為天下圣山，歷代君王常到嵩山游幸封禪，故此有很多胸懷大志之人隱居于此，尋找接近皇權、實現終生抱負的‘終南捷徑’。北宋嵩山文壇的設立，使天下才俊趨之若鶩。在北宋存在的167年間，汴京、洛陽通往嵩山的官道上，來來往往充盈胸懷抱負之學子，既有名達天下的鴻儒大家，更有求知若渴的莘莘書生。范仲淹、司馬光、程顥、程頤、呂海、韓維、朱熹、李綱、晁補之、張耒、黃彥等幾乎所有北宋學問名流云集嵩山，他們或為嵩陽書院講授，或為崇福宮提督，一時間，嵩陽學界各派學說異彩紛呈，出現了自漢代儒學獨尊以來所沒有的百家爭鳴的局面。在這種論劍駁辯中，儒學迎來了自孔子、董仲舒之后發展史上的第三次高峰——程朱理學。”

    “另一個條件是，西漢以后，歷經佛教傳入、道教興起，至唐宋，人們思想空前活躍，開創了以己意解經的新時代，這就為新儒學的誕生創造了條件。二程教授嵩陽書院，改革傳統的‘九經’，吸收已經成熟的禪學和道家思想，把‘天理’觀念推到極致。”

    后來朱熹又繼承創新了二程新儒學，形成具有兩宋鮮明時代特征的孔孟新學——理學。這是儒學發展史上的登峰造極，對此后中國一千年社會的發展有巨大影響。嵩陽書院不僅成為程朱理學發源地，也因在理學人才培養、理學思想傳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國哲學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

    鄭州社科聯調研員竇志力先生接受記者采訪時談道：“北宋時期，中國文化進行了一次非常有效的歸納和總結。政治上，司馬光著有《資治通鑒》。學問方面，文化理念歸于一統，從二程到朱熹，以儒家倫理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學，結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創立了理學思想體系，并充分完善，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