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安陽縣水冶鎮(zhèn)向陽村西的韓琦之父韓國華神道碑

　　他雖然后世顯名不大，極少有人去研究他，但他卻是大文豪范仲淹的“伯樂”

　　□首席記者 于茂世 文圖

　　前言

　　韓琦詩不見大佳，文不見大雅，當(dāng)世名望極高，后世顯名不大，甚至連當(dāng)下做宋史研究的，都極少去研究一下韓琦。

　　言詩道文，韓琦不如歐陽修、蘇東坡，不像范仲淹那樣有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不像寇準那樣被編到戲劇里，不讀史也能曉得他的傳奇。

　　但是，韓琦來到這個世界上，詩與文，似乎不是他肩負的使命。

　　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個傳奇。

　　說到詩文與文臣，不能不說享譽宋史300余年的“天圣進士集團”——

　　天圣二年（1024年）：三甲是宋庠、葉清臣、鄭戩，其后有曾公亮、宋祁等；

　　天圣五年（1027年）：三甲是王堯臣、韓琦、趙概，其后有文彥博、包拯等；

　　天圣八年（1030年）：三甲是王拱辰、劉沆、孫忭，其后有石介、蔡襄、歐陽修、富弼等。

　　“天圣進士集團”是中國科舉史的第一奇觀。他們的出現(xiàn)，不但造就了“文蒸霞蔚”的仁宗盛世，也是英宗、神宗乃至哲宗朝最為基本的文臣干部力量。

　　20歲的韓琦，就是在如此這般璀璨奪目的“天圣進士集團”中殺將出來的，而且是天圣五年的榜眼。

　　不但如此，而且在行將交卷之際，墨水灑滿考卷，試卷作廢。韓琦不動聲色，再取紙墨，將時文論政與詩詞歌賦寫完，按時交卷。

　　金鑾殿上唱名，韓琦竟然榮膺榜眼，也就是第二名。

　　A

　　青年韓琦是老年范仲淹的“伯樂”

　　韓琦，不是為詩詞歌賦而生的。

　　詩詞歌賦不能遠離激情，“喜慍不見于色”的韓琦不可能寫出“大江東去”的豪情。

　　改卷出了問題，才讓韓琦脫穎而出？

　　不是！

　　“天圣進士集團”之所以光耀千秋，在于科考改革。

　　改革，就是不能老是詩詞歌賦，時文論政成了取士的重要標準。

　　韓琦、歐陽修堪稱“天圣進士集團”的“盟主”。韓琦將他的思考與思想，強悍而“喜慍不見于色”地付諸大宋王朝的政治實踐。歐陽修則“口誅筆伐”，成為朝野上下一根不折不扣的“攪屎棍”——哦，也許有點兒不太合適，那就文雅一點兒，稱為“鲇魚效應(yīng)”吧——盤活了整個“天圣進士集團”乃至大宋王朝政壇、文壇。他在慶歷四年（1044年）向宋仁宗上奏的一篇奏折——《朋黨論》，是韓愈發(fā)起的“文起八代之衰”的中國古文運動中杰出代表，也是漢語言文學(xué)世界里的傳世經(jīng)典政論散文。《朋黨論》實踐了歐陽修“事信、意新、理通、語工”的理論主張：“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唯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dāng)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dāng)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朋黨論》起于范仲淹主導(dǎo)的著名的“慶歷新政”。

　　在“慶歷新政”時，反對派攻擊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是“朋黨”。

　　至于韓琦與范仲淹“被朋黨”，則起于剛滿32歲的韓琦（1008~1075）以陜西安撫使的身份，向仁宗皇帝推薦已經(jīng)50多歲、“知越州（紹興）”的范仲淹(989~1052)改知陜西永興軍、陜西轉(zhuǎn)運使——韓琦是范仲淹的“粉絲”，也是范仲淹的“伯樂”。

　　西夏李元昊叛亂，在邊關(guān)急需能臣之際，韓琦以伯樂之見識，竭力推薦范仲淹。

　　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夏竦（985~1051）任陜西經(jīng)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為陜西經(jīng)略、安撫、招討副使，共同經(jīng)略西北，指揮西北戰(zhàn)場。

　　“軍中有一韓（琦），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仲俺），西賊聞之驚破膽。”——西北邊境上流傳的這首頌揚“韓范”的歌謠，更成為“韓范”“結(jié)黨營私”的一個“口柄”。

　　面對誣陷，韓琦上書仁宗——

　　在此國家危難，陛下用人之際，對于具備治國安邦之術(shù)的能臣干吏，臣下怎敢沉默不語、不加推薦？有人指責(zé)我與范仲淹結(jié)黨營私，這是絕對沒影的事兒。倘若我們二人膽敢結(jié)黨營私，耽誤國家大事，臣下愿意受到朝廷滅族的處罰。

　　西夏之亂，也讓范仲淹、韓琦更加清晰地看出了國家存在的問題。

　　范仲淹力主改革，韓琦鼎力參與“慶歷新政”，“朋黨”風(fēng)波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