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明以后，與木偶戲一樣，影戲逐漸失去了在城市瓦舍勾欄里立足的社會根基，并受到日益繁盛的戲曲的排擠，遂一蹶不振，茍且偷生于里巷鄉(xiāng)間，成為不為文人重視的小道、末技，罕于文獻記載。明初還有杭州瞿祐曾經(jīng)在詩里吟詠影戲（見清·俞琰編選《詠物詩選》引瞿祐《影戲》詩），并在他的一首《看燈》詩里說：“南瓦新開影戲場，滿堂明燭照興亡。看看弄到烏江渡，猶把英雄說霸王。”（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卷二十引）似乎在他的時代，杭州瓦舍勾欄里還有表演歷史故事的影戲在作場。但是以后，影戲的蹤跡就很難尋找了。知道的，只有萬歷年間的山陰人徐渭做有一首《做影戲》的燈謎詩，曰：“做得好，又要遮得好。一般也號子弟兵，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徐文長佚稿》卷二十四）從中可知當時的江浙一帶的影戲仍然是以表演楚漢戰(zhàn)爭一類歷史故事著稱的。

    清初無名氏小說《梼杌閑評》第二回描寫明清之際河北肅寧縣一個家庭班子到山東臨清地方表演“燈戲”的情況：“那男子取過一張桌子，對著席前，放上一個白紙棚子，點起兩支畫燭。婦人取過一個小篾箱子，拿出些紙人來，都是紙骨子剪成的人物，糊上各樣顏色紗絹，手腳皆活動一般，也有別趣。手下人并戲子都擠來看……直做至更深戲才完。”其中所說的“燈戲”，實際上就是紙影戲，影人用紙骨子剪成，糊上彩絹，用蠟燭投影在白紙棚子上表演，演出在夜里進行。好像當時當?shù)赜皯蜓莩鲆呀?jīng)不很普遍，所以人們才像看稀罕一樣擠著看燈戲，連戲曲藝人也不甘落后，這再次反映了影戲衰落的狀況。

    入清以后，影戲在民間逐漸重新興盛起來，并屢見于史書的記載。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李聲振《百戲竹枝詞》里有詠影戲詩曰：“機關牽引未分明，綠綺窗前透夜檠。半面才通君莫問，前身原是楮先生。”其小注曰：“剪紙為之，透機械于小窗上，夜演一劇，亦有生致。”“楮先生”即紙，這是紙影戲的表演。乾嘉時期黃竹堂《日下新謳》里詠傀儡戲的詩有句：“弄影還從紙上看。”自注曰：“剪紙象形，張隔素紙，搬弄于后，以觀其影者，是為影戲。”上述都是北京的情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永平府志》記載河北灤州正月民俗：“通街張燈、演劇，或影戲、〓戲之類，觀者達曙。”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臨潼縣志》“戲劇”條也說陜西當?shù)?ldquo;舊有傀儡懸絲、燈影巧線等戲”。乾隆時浙江海寧人吳騫《拜經(jīng)樓詩話》卷三云：“影戲或謂昉漢武帝時李夫人事。吾州長安鎮(zhèn)多此戲。查巖門《古監(jiān)官曲》：‘艷說長安佳子弟，熏衣高唱弋陽腔。’蓋緣繪革為之，熏以辟蠹也。”從中知道乾隆時海寧長安鎮(zhèn)影戲是唱弋陽腔的。乾隆末年福州也有紙影戲的活動，所以清人陳賡元《游蹤紀事》里所收《影戲》詩說：“衣冠優(yōu)孟本無真，片紙糊成面目新。千古榮枯泡影里，眼中都是幻中人。”乾隆年間成書的《紅樓夢》第六十五回尤三姐辱罵賈璉時說：“提著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是一句活在人們口頭上的以影戲為題的歇后語，它的前提則是影戲在民間的普及。四川影戲也唱弋陽腔，嘉慶乙丑（1805年）刊本《成都竹枝詞》里詠成都燈影戲云：“燈影原宜趁夜光，如何白晝即鋪張。弋陽腔調(diào)雜鉦鼓，及至燈明已散場。”還可以知道它是白天演出的，所以詩人表示了疑惑。清末廣東潮州紙影戲盛極。道光時汪鼎《雨菲庵筆記》卷二“蛇虎怪異”條說：“潮郡紙影戲亦佳，眉目畢現(xiàn)。”卷三“相術”條說：“潮郡城廂紙影戲歌唱徹曉，聲達遐邇，深為觀察李方赤璋煜之所厭。”光緒年間成書的小說《乾隆游江南》第八回也描寫到潮州的紙影戲：“趁著漆黑關城的時候，兩個混入城中，在街上閑看些紙影戲文。府城此戲極多，隨處皆有，若遇神誕。走不多遠，又見一臺，到處熱鬧。有雇本地戲班者，有京班蘇班者。鹽分司衙門，時常開演，人腳雖少，價卻便宜。”浙江紹興民間也曾流行影戲，后有禁令說：“近聞關廂內(nèi)外，有種好事之徒，沿門苛派，勒索錢文，黑夜招搖扮演影戲，此街彼巷，徹夜不休。”（清代紹興師爺傳抄秘本《示諭集錄》）

    北方最為著名的影戲流派為灤州影戲。據(jù)說它的創(chuàng)始人名黃素志，為明萬歷間人（一說為嘉靖間人），他屢試不第，游學關外，在當?shù)貏?chuàng)做了彩色紙影戲，后又改用羊皮，以借神道設教的形式來驚醒這個奸詐淫邪社會里的愚民眾生。1958年在河北省樂亭縣發(fā)現(xiàn)的明萬歷抄本影卷《薄命圖》，是灤州影戲最早的劇本之一，也是它的獨有劇目。灤州影戲最初的樂器只有一個木魚，念誦劇本稱為“宣卷”，可見它與講說佛經(jīng)有著深刻的淵源關系。后雜取弋陽腔，清代雍正年間開始吸收昆曲，乾隆末年添加四弦琴。道光年間，樂亭縣小高莊高述堯著手改革灤州影戲，改造音樂，創(chuàng)作劇本，使灤州影戲走向一個新的階段——樂亭影戲階段。樂亭影戲具備了獨備特色的音調(diào)唱腔——灤州影調(diào)，它是在吸收了樂亭境內(nèi)的民歌、民謠、俚曲、叫賣、哭喪調(diào)等鄉(xiāng)土音調(diào)基礎上形成。清末民初時，樂亭縣有40多個影戲班子。灤州影戲最后定型為以驢皮雕刻，它的影響遍及冀東、東北各地。

    北京影戲分為兩個系統(tǒng)，一為王府影戲，一為民間影戲。王府影戲為清人入關時從關外帶來，其最早的源頭可能上溯到金人克汴時從汴京帶到關外的北宋影戲，而直接源頭則是灤州影戲。清禮親王從東北進北京時，曾隨帶一班影戲，在其邸第里長期演出。其府中專司影戲的有8人，每月給工銀五兩（見李脫塵《灤州影戲小史》）。當然這種影戲北京居民是看不到的。民間影戲則長期演出于寺院法會和佛徒之家，藝人坐在蒲團上演唱，故被稱為“蒲團影”，唱涿州調(diào)，淵源大概是河南、四川等地（一說為陜西）的影戲。內(nèi)容以宣講佛經(jīng)為主，幾乎類同于“宣卷”。道光、咸豐后，灤州影人進京演出，占領東城，涿州影戲退居西城，由此北京影戲分為東、西兩派。近人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曰：“又有影戲一種，以紙糊大方窗為戲臺，劇人以皮片剪成，染以各色，以人舉之舞。所唱分數(shù)種，有灤州調(diào)、涿州調(diào)及弋腔。晝夜臺內(nèi)懸燈映影，以火彩幻術諸戲為美，故謂之影戲。”據(jù)此，北京影戲也有唱弋陽腔的。北京人喜歡影戲，可從下引資料看出來：道光二年（1822年）曾有密云副都統(tǒng)呵隆呵于國服之內(nèi)在衙門里看影戲被革職，發(fā)往新疆烏魯木齊，又有佐領富升以職官在市中看影戲被革職（見《大清宣宗成皇帝圣訓》卷六十“嚴法紀”一）。光緒中期，北京影戲有14個影箱，藝人90余人。北京的王府里也常演影戲，《灤州影戲小史》說：“從前各王公府多好影戲，如怡王、肅王、禮王、莊王、車王等府，皆有影戲箱及吃錢糧之演員，尤以肅王介弟善二為最，府中有抄本子者二人，雕彩人者四人，皆系長年雇用。”

    陜西影戲歷史極其悠久，甘肅、青海、四川等省的影戲都是清代從陜西傳入的，屬于它的支派，以牛皮雕刻為其特征。陜西影戲有十多種腔調(diào)，較為普及的有五大調(diào)：老腔、時腔、阿宮腔、弦板腔和秦腔。其中最為古老的是東路碗碗腔皮影（老腔、時腔），曾長期在渭北流行。原為“拍板燈影”，乾隆以前演唱類似于說書，至今人們還稱其唱者為“說戲的”，其最具特點的一種樂器是一塊說書道具——醒木，這就是其名稱所自來。由此可以猜測，碗碗腔是由說書直接過渡來的一種影戲。乾隆中葉，渭南舉人李桂芳（1748～1810年）會試不中，感時憤世，退而編寫碗碗腔影戲劇本，為之創(chuàng)作了保留劇目“十大本”，長期演唱。為配合新劇本的演唱，藝人對碗碗腔音樂進行改革，吸收昆曲的成分，使之一變過去的粗獷單調(diào)為柔媚婉轉。改革后的碗碗腔被稱之為“時腔”，而仍沿襲過去唱法的就稱為“老腔”。清末時陜西華縣有影戲二三十班，乾縣則形成劉子和、楊五、天訓子、換印子四大名班。

    山西的孝義紙窗影戲可能是在本地從金元一直流傳下來的土生影戲，用小嗩吶伴奏，奏吹腔。吹腔是清代前期遍及大江上下的一種流行戲曲腔調(diào)，孝義紙窗影戲可能受到了它的影響。山西另外一種紗窗影戲則是從陜西傳入的碗碗腔影戲。光緒初年，陜西碗碗腔影戲傳入山西，在曲沃的一支，受蒲劇、郿鄠等地方戲曲的影響，逐步形成南路碗碗腔；在孝義的一支，受中路梆子和孝義吹腔紙窗影的影響，逐步形成北路碗碗腔。清末民初，孝義有近40個皮影班。

    明末清初的川北鄉(xiāng)間流行著一種“土燈影”。乾隆初，陜西渭南影戲傳入川北。到咸豐年間，川西的民間藝人將傳入的川北土燈影和渭南影戲相結合，創(chuàng)作了結構最為復雜的成都皮影，遂至風靡整個四川。四川是皮影戲最為發(fā)達的省分之一，另外一個省是湖南，近代曾達到150多個皮影劇團。

    影戲音樂和木偶一樣，很多都依附于各地的地方戲曲音樂，但也有具備自己獨立體系的，北方如灤州影戲的“影調(diào)”，陜西影戲的弦板腔、安康弦子腔、碗碗腔、老腔，南方如湖北沔陽，湖南常寧、衡山等地的漁鼓皮影等。也有木偶戲采用影戲音樂的，如陜西大荔、華陰，山西新絳、曲沃等地的木偶同屬碗碗腔，樂器中設銅碗和月琴，風格獨特，曲調(diào)婉轉悅耳。后來碗碗腔也被戲曲劇團采用。【原標題：皮影戲——明清時期的發(fā)展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