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靖康元年冬（1126年），金軍攻破東京（今河南開封）。次年四月，金國貴族在大肆勒索搜括后，俘宋徽宗、宋欽宗和宗室、后妃等數千人，以及教坊樂工、技藝工匠，攜法駕、儀仗、冠服、禮器、天文儀器、珍寶玩物、皇家藏書、天下州府地圖等北去，東京城中公私積蓄為之一空。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變”。1127年5月，康王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稱皇帝，改元建炎，是為高宗，南宋開始。同年10月，南宋政府南遷揚州，此后又逃到鎮江，再逃到杭州。據《宋史》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書記載，從金兵攻占東京到南宋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后的一段時間，中原人多次大規模南遷。東京失陷，城中官紳士民大批出逃；宋高宗趙構南逃，相隨“衣冠踣于道路者相繼”，跟著他南逃的人難以勝計。此期，大河兩岸抗金義軍作戰失利，有的投靠南宋，如王屋（今河南濟源市）人李興，率領所部義兵萬余人南渡歸附宋廷。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下，攻入揚州，大肆擄掠后，燒城北撤，繼又向浙江、江西和湖南推進，先前遷到江淮一帶的中原人被迫渡江繼續南移。宋高宗小朝廷一逃再逃，從杭州逃到越州（今浙江紹興），又從越州逃到明州（今浙江寧波），再從明州逃到定海（今浙江鎮海），復又乘船入海，漂泊到溫州避難。金軍一追再追，1130年破明州、定海，繼又自江西入湖南，掠潭州。后由于韓世忠、岳飛等將領以及義軍的奮力抵抗，金軍北撤，淮南始無金軍。1134年9月，金與偽齊軍大舉渡淮攻宋，“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幾千萬人”，直至孝宗朝，“中原歸正人，源源不斷”。

    這次中原大移民，成批行動者持續約40年左右，上自皇帝，下至市民百姓，包括皇親國戚、達官貴人、文人學士，以及農、工、商等各行各業的人員，規模之大、數量之多、范圍之廣，都超過了以前各次遷徙，自然所包含的姓氏也難以勝計。因南宋建都臨安，宋高宗曾一度駐揚州、鎮江、建康（今江蘇南京），而流民又多追隨南宋小朝廷活動，所以，此次南遷的中原人以寓居浙江、江蘇者為最多，其次還有遷到上海、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等地者。

    遷往浙江的，主要是寓居杭州及周圍的一些地方，既有大批來自開封的北宋皇族、文武官員及各行各業的民眾，又有許多來自河南其他地方的移民，可謂“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南宋大詩人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說：“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可見浙江、尤其是杭州是中原移民的重要聚居地。北宋政府曾在開封興辦許多大型手工作坊，僅軍器監就有工匠8500多人，這些官營手工作坊及開封眾多的私營作坊、商店等，大都隨趙構南遷，到杭州后恢復舊業。例如，北宋時開封著名的榮六郎印刷鋪、樂駐泊藥鋪、廂王家絨錢鋪等，都遷到了杭州；開封一些著名廚師南遷后也在杭州重開飲食業，其著名者有魚羹宋五嫂、血肚羹宋小巴、雜菜羹李婆婆、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南瓦子張家團子等。寓居浙江的官員、文人，見于《宋史》等書記載的即有許多。例如，蔡州上蔡（今屬河南）人謝克家，紹圣四年（1097年）進士，渡江后居杭州，高宋朝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洛陽人陳與義，徽宗時為太學博士，南渡后居杭州，官至參知政事，以詩著名；滑州（今河南滑縣）人康與之，南渡后居嘉禾（今浙江嘉興），高宗建炎初，曾上“中興十策”；汴（今河南開封）人曾覿（dí），渡江居杭州，孝宗朝除開府儀同三司，加少保，權震朝野；汴京（今河南開封）人史達祖，南渡后居杭州，后為韓侂胄門下堂吏；相州湯陰（今屬河南）人岳珂，岳飛之孫、岳霖之子，寓居嘉興（今屬浙江）府西北之金佗坊；楊次山，其先開封人，“祖漸，以遺澤補官，仕東南，家于越之上虞（今屬浙江）”；張九成，“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今浙江杭州）”；開封人孫惟信，避亂徙居婺州，光宗時棄官隱居西湖（在今浙江杭州）；開封人方淑，紹興（宋高宗年號）初進士及第，為德清（今屬浙江）縣丞，因喜愛溪山風光，遂在當地安家；姚夔，“先世居汴，宋南渡，徙家桐廬（今屬浙江），族敦詩禮，代有聞人”；俞山，“其先汴人，南渡家于攜李，故今為嘉興秀水（即今浙江嘉興）人”；明代會稽（今浙江紹興）人董玘，“其先汴人，宋之南，有諱康者，來家會稽之東小江，遂為會稽人”；茅瓚，“其先汴人，宋靖康末徙居錢塘”；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韓肖胄，“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州治今浙江紹興）”；宛丘（今河南淮陽）人王逨，建炎（宋高宗年號）間隨父俁徙居余姚（今屬浙江）；應天寧陵（今屬河南）人程迥，南遷居于紹興余姚；信州弋陽（今河南潢川）人陳康伯，避亂舉家入浙；蔡州汝陽（今河南汝南）人賀允中，南渡仕宋，官至參知政事，告老歸臺州（今浙江臨海）；覃懷（今河南武陟）人李曾伯，渡江居嘉興；呂本《江公曉神道碑銘》說：“江氏，族屬繁衍，散處海內，至宋，有某者，自汴扈蹕南渡，遂家于杭之仁和（今浙江杭州）”；袁偉《午塘閔公如霖行狀》說：“公諱如霖，字師望，午塘其號也，公之先汴人，宋寶慶（宋理宗年號）中，有將仕郎某者，避兵亂，徙家烏程（今浙江吳興）之晟舍里”。

    江蘇是僅次于浙江的中原人移居的重要地區。這是因為宋高宗趙構南逃時，曾駐蹕江蘇的揚州、鎮江、南京等地，南宋管理宗室的機構西外宗正司也先后遷至江蘇的揚州、泰州、高郵。遷入江蘇的河南人，見于史書及墓碑記載的，也大都是一些官員和文人，例如，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張巖，“徙家揚州”；洛陽人吳仁杰，徙居昆山（今屬江蘇）；鄭州人張端義，徙居蘇州（今屬江蘇）；瞿汝稷《趙公用賢行狀》說，明代常熟（今屬江蘇）人趙用賢，“其先世為宋宗室簡國公諱仲談，簡國（公）生朝請大夫諱士鵬，守江陰（今屬江蘇）軍，因家焉，十傳諱實者，贅于常熟錢氏，遂家常熟”；文征明《蔡先生羽墓志銘》說，蔡羽“其先家陳留（今河南開封），宋南渡時，秘書郎源自大梁徙杭州，又自杭徙吳，居太湖之包山（即今江蘇太湖中洞庭西山”；李東陽《屠公庸神道碑銘》說，屠庸“其先汴人，從宋南渡遷淮陰（今屬江蘇）人，再遷無錫（今屬江蘇）”；李賢《劉公鉉神道碑》說，劉鉉“其先汴人，宋南渡時，徙家于蘇，遂為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顧清《沈先生濤墓》說，沈濤“先世以醫事宋，家汴京，有諱某者，當建炎初，扈（隨從）駕南渡，始家于長洲思陵”；王世貞《劉公畿神道碑銘》說，劉畿“其先以卿士佐用，遂為大族，代有顯者，至宋避戎，由汴南徙，居建康，數傳而元提舉順之榷（專賣）茶平江路，即平江之長洲，家焉”；李賢《高公谷神道碑銘》說，高谷“其先世居河南之懷慶（今沁陽市），有仕宋者，從高宗南渡，徙維揚（即今江蘇揚州市）”。

    遷入上海的河南人，主要見于后人的墓碑、墓志中的記載。例如，顧清《西園唐君禎墓表》說，唐禎“其先本汴人，宋建炎初，有貴一將仕者，扈駕來江南，僑居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之白沙里，其后子孫遂為華亭人”；費采《朱公恩墓銘》說，朱恩“其先汴之通許（今屬河南）人，宋南渡時，流寓華亭之七寶鎮”。

    徙居江西的河南人，如許昌（今屬河南）人韓元吉，仕宋，寓居信州（今江西上饒），孝宗朝累官吏部尚書；鄭州人趙蕃，“建炎初，大父旸以秘書少監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周必大，“其先鄭州管城（今河南鄭州市）人，祖詵，宣和（宋徽宗年號）中倅廬陵（今江西吉安），因家焉”；開封人劉功甫，“仕宋，為江西萬安丞，子孫因家焉”；洛陽人吳順之，以祖蔭入仕，紹興（宋高宗年號）初，知海州，改連州，終知靖州，后隱居于筠州（今江西高安）；洛陽人李會，流寓吉水（今屬江西）。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夷堅志》中敘述其見聞說：“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攜家南寓武陵。”武陵即今湖南常德市。其實，當時移居湖南的河南人不只是武陵有，如開封陽武（今河南原陽）人萬俟卨（mòqíxiè），南渡仕宋，官至參知政事，紹興間避于湘沅（湖南沅州，今湖南芷江縣）；開封人向沈，南渡后家于潭州（今湖南長沙）；李芾，祖籍廣平，徙開封，宋南遷，徙居衡州（今湖南衡陽）。

    徙居湖北的河南人，如畢良史，初居汴，徙蔡州（今河南汝南），避亂僑寓興國軍（今湖北陽新）。

    遷入福建的河南人，分布于寧化、上杭、仙游、福州、建甌、建陽等地。如《崇正同人系譜》“陳氏”條云：“陳氏郡望稱潁川，宋末，中原士族紛紛隨帝室播遷，有陳魁者，率其族93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寧化、上杭”；《古瀨葉氏族譜》說，其先世“居光州固始（今屬河南），祖有葉炎會者，隨宋南渡，卜居仙游之古瀨”；又如，開封人王繼先，隨宋南渡，建炎初主管翰林醫官局，后被令居福州；滕員，“先世南陽鄧（今河南鄧州市）人，隨宋南遷，因居建為甌寧（今福建建甌）人”；滑州（今河南滑縣）人唐與之，南宋初徙居嘉禾（今福建建陽）。

    關于河南人移居兩廣的情況，王象之《輿地紀勝》說：“容介桂、廣間，渡江以來，避地留家者眾。”蔡絳《鐵圍山叢談》說；廣西博白縣自靖康元年后的十年間，“北方人流寓者日益眾”。又據《宋史》記載，河南（今河南洛陽）人朱敦儒，北宋末年被召至京師，授之以官，屢辭不就，南渡后一度為官，后“避亂客南雄州（今廣東南雄縣）”；洛陽人陳與義，在宋室南渡時經歷了戰亂生活，曾“避亂襄、漢，轉湖、湘，逾嶺嶠（五嶺的別稱，即越城、都龐、萌渚、騎田、大庚五嶺的總稱，在湘、贛與桂、粵等省交界處）”，官參知政事，也是詩人。

    中原人自秦漢至兩宋的多次大規模南遷，為江南輸送了許多杰出的人才和大批勞動力，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對于促進江南地區的開發、促進中原漢族與江南許多少數民族的融合，以及提高人口的素質，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宋代以降，中原仍有一些人出于各種原因而徙居南方的，但已沒有大規模的南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