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故宮”之稱的焦作武陟嘉應觀因何而建？是為了鎮河，還是為了彰顯雍正的治河功績，或者是為了安置雍正的皇叔牛鈕而建？史書上的三個牛鈕，是否為同一人？諸多謎團，深藏在嘉應觀內。

歷史遺跡

    一、治河能臣的方案被康熙擱置

    康熙六十年九月，當左副都御史牛鈕來到武陟秦家場的時候，望著奔涌而出的黃河水，倍感壓力。

    一個月前，黃河從這里決口，淹沒新鄉、彰德、衛輝，經衛河入海河，直逼津門，震動朝野。深諳黃河之害的康熙命牛鈕和侍講齊蘇勒、工部員外郎馬泰一起，前往武陟治河。陪同他們的還有大學士張鵬翮及牛鈕的得意門生陳鵬年，二人都是當時的治河專家。

    武陟地處黃河中下游交界處，是地上懸河的起點，又是沁河入黃處。歷史上，這里曾決口過上百次。牛鈕知道，19年前，康熙曾帶領幾個皇子，來沁河口視察水情。

    牛鈕此次前來，實際上只是扮演一個執行者的角色。治河的方案，早有康熙“圣諭”，即讓黃河入沁河河道，經運糧河北去，在天津入海。不堵決口，看上去省錢省工，但到底是否可行？

    向地方官員河南巡撫楊宗儀、河道總督趙世顯宣讀“圣諭”時，牛鈕已經意識到，這并非根治武陟黃河水患的根本。根據自己多年治河經驗，牛鈕提出了修改方案：第一，在黃河南岸的灘區和邙山腳下，開挖引河，分流河水；第二，在六月初五之前堵住秦家場決口；第三，修筑大壩，將沁河口限制在姚旗營與草亭之間。

    牛鈕的方案，其中引河與堵口部分得到張鵬翮、陳鵬年、楊宗儀等的支持，而建壩部分，只有齊蘇勒支持，陳鵬年等則強烈反對。牛鈕上報康熙時，也只有引河堵口工程得到康熙的批準，建壩方案則被擱置起來。

    二、“摳門兒”雍正為何斥巨資修觀？

一處歷史舊址

    堵口工程完工后，黃河回歸故道，但并沒有馴服多久。很快，黃河又在詹店、魏莊和馬營口決口。已取代趙世顯成為代理河道總督的陳鵬年，在馬營口決口時吃盡苦頭。馬營口四堵四決，吃住在工地的陳鵬年大受挫折，在雍正元年正月第五次堵口成功時，他已經病入膏肓。他意識到，不修建一條大壩，沒有辦法逼迫沁河水南遷。臨死前，他上書雍正，贊同牛鈕修壩的建議。

    治水專家認了錯，這讓雍正認識到牛鈕建議的重要性。他登基后，立即任命一貫支持牛鈕治河方案的齊蘇勒為河道總督，任命嵇曾筠為河道副總督，調離反對修壩的楊宗儀離開河南，任命石文焯為河南巡撫，會同牛鈕修壩。

    雍正元年秋汛時，剛修成的大壩經受住了黃河、沁河的考驗。之后近300年，再無決口。

    大壩修成并起到功效，雍正親書“御壩”并刻碑。在修大壩時，雍正還下令修建嘉應觀。據嘉應觀導游李娟介紹，雍正在登基前，曾奉康熙之命負責武陟堵口河工。他曾許諾如果堵口成功，將在武陟修建總龍王廟。

    登基之后，他不顧國庫虧空，拿出288萬兩白銀，兌現諾言，在現在的焦作市武陟縣東南10多公里處黃河畔修建嘉應觀（嘉應觀即為龍王廟）。而288萬兩白銀占了當時國庫白銀的三分之一。

    雍正為何會舍得花這么多錢修建一座龍王廟呢？

    要知道，雍正為解決西藏紅、黃教之爭，為達賴喇嘛修建的行宮恵遠寺廟，也才花了45萬兩白銀；為籠絡漢人而在孔府修建的大成殿，也不過花了115萬兩白銀。

    雍正是比較務實的，說難聽一點，是一個“摳門兒”的皇帝，但就是這樣一個“摳門兒”的皇帝，卻修建了一座嘉應觀。負責治河的雍正，難道相信一座龍王廟就能鎮住泛濫的黃河水？

    三、雍正修嘉應觀的多重政治目的

一處曾有的廟院

    武陟縣原文聯副主席王小片說，修龍王廟與修壩是同時進行的。修龍王廟由齊蘇勒負責，而修壩則由嵇曾筠協助牛鈕進行。

    從《清宮秘檔·雍正年奏折》中，王小片查到了雍正的批示：在雍正三年二月龍王廟建成時，河道總督齊蘇勒上書雍正，請求為龍王廟賜匾開光，雍正在寫下“由欽天監擇吉日開光”的批示后，還另加了一句“作為河道總督，為何不報河工備料事宜，奈何忽略如此”。

    這另加的一句話，已顯示雍正并不迷信，在他心里，修龍王廟并非治河的根本。

    在河道副總督嵇曾筠給雍正關于修建御壩的奏折的批復中，雍正寫道：“天下第一要緊者，此處工程也，當盡心盡力而為之。”對于修壩與修廟二者哪個重要，雍正在批復結尾處寫道：“凡事應先盡人力而后求天命。”

    王小片分析，實際上雍正把修廟與修壩的關系擺得很清楚，“修廟不過是哄人罷了，而修壩才是治理黃河的根本”。

    既然如此，雍正又為何要大動干戈地修建一座龍王廟呢？

    從信仰上來說，嘉應觀供奉的是道教偶像，而滿洲貴族信仰的則是佛教，雍正皇帝更自稱為佛門弟子中的“大掌門”，修嘉應觀實際上是與他的信仰相悖的。

    修建這樣一座廟宇，有人認為，雍正是有良苦用心的：作為被風傳靠“奪位”登基的皇帝，他需要更多的政治資本來鞏固自己的帝位。在未登基之前，他受康熙之托負責武陟治河，并成功地堵住了四次決口。他建嘉應觀的目的，是通過嘉應觀向世人展示他的治河功勞。雍正五年黃河水清2000里，持續26天，天降祥瑞，雍正喜撰《圣世河清普天同慶諭》，寫下《告河神祭文》，還派人到嘉應觀立“黃河水清碑”，更顯示其即位的人神共許。

    另一方面，雍正似乎也有意通過嘉應觀昭示天下：大禹以河工王天下，作為少數民族的他們，也同樣可以做到，這成為大清可以做“華夏之主”的理論根據之一。

    四、嘉應觀難道為雍正皇叔而建？

考證雍正修廟的原因，王小片則提出了另一種說法。他認為，雍正修嘉應觀是為皇叔修建的。

    王小片所說的皇叔，即是違抗康熙圣諭治河的牛鈕。

    出生在御壩村的王小片，先祖為筑壩的河兵，他從小就在村中聽過傳說，稱嘉應觀的第一位道長是“皇道長”，為雍正的皇叔牛鈕。

    雍正是否有一個叫牛鈕的皇叔？王小片通過查《清史稿》發現，順治八子中，確有牛鈕之人：在《皇子世表》中，有“牛鈕，世祖第一子，早卒”語；而在《諸王傳》中，則有“庶妃巴氏生牛鈕——牛鈕、奇授、永斡皆殤，無封”語。

    這兩條記載說明，雍正確實有個皇叔叫牛鈕，但這個牛鈕與治河的牛鈕及嘉應觀第一位道長牛鈕是否為同一個人呢？

    王小片說，查遍《清史稿》，他也沒有發現順治皇子牛鈕與治河的左副都御史牛鈕聯系在一起的文字，但有一些疑點，似乎能夠初步證明，這兩個人其實就是一個人。

    治河的牛鈕，在武陟河工中，功列第一，但在《清史稿》中，其他參與治河的朝廷大員均有傳記，唯獨沒有他的傳記。

    而在《豫河志》中找到的《牛鈕小傳》中，開篇即說“牛鈕諳練河工”，只寫其在武陟的治河方略及功績，卻無其出身籍貫等內容，這實在讓人奇怪。

    這個治河的牛鈕，在王小片看來，似乎是憑空蹦出來的，史料既沒有交代其出身來歷，也沒有交代其去向終年。

    結合《清史稿》中對于皇子牛鈕的“早卒”及嘉應觀第一位道長的傳說，王小片認為，治河的牛鈕就是皇子牛鈕，其是順治與宮女巴氏所生的第一個皇子，在宮廷斗爭中，母子被趕出宮。而皇子出宮，稱“夭折”，成為慣例。

    出宮的皇子流落到武陟，在康熙視察武陟時，與康熙相認，但不愿進宮；在康熙老年時才出來幫助治河，所以一下子就做到左副都御史；雍正即位后，出宮的皇叔已無法恢復身份，也無法再在朝廷安置，就建了嘉應觀，為其最終歸宿處。

    “要不然，嘉應觀為何要建成故宮的模樣，而且還要在中大殿繡65幅龍鳳圖，只有皇家才享有這樣的待遇。”王小片說。

    五、雍正皇叔和治河能臣之間的謎團

    至于嘉應觀的第一位道長是否像民間傳說的那樣，為雍正皇叔牛鈕，已無法考證，而根據廟內碑記可考最早的道長為王宗儀，其在咸豐六年以前已是道長；再往前考證，根據《嘉應觀香火地畝數目清冊》記載，在乾隆五年四月有張敬遠買民地二十八畝，這個張敬遠可能是最早的觀內道士了。

    另查《清史稿》，除了順治早死的皇長子牛鈕外，還有四處提到牛鈕，其中“（康熙）二十一年秋，詔許致仕……命講官牛鈕、陳廷敬傳諭”，此處所講的牛鈕姓赫舍里，生于順治五年，卒于康熙二十五年，是康熙九年的進士，官至翰林院掌學院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著述有《日講易經解義》，似乎不是順治的皇子。

    而另三處講的卻是治河的牛鈕，這個牛鈕為滿洲正白旗人，姓他塔喇，生年不詳，卒于乾隆二年七月。從文字記載上，我們無法判斷這個牛鈕是否為雍正的那位皇叔。

    據介紹，他塔喇牛鈕是以八旗官學生補工部筆帖式，開始進入仕途。在康熙三十八年和五十年北運河兩次發洪水時，得到康熙重用；并在康熙五十九年擢左副都御史，此后派到武陟治河；雍正七年三月，曾被告發在監修武清縣筐兒港堤工時向人索賄，遭到雍正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