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程朱理學的創立者，程顥、程頤的歷史地位與理學的浮沉緊密相連。自理學從正統意識形態的高位跌落下來，成為守舊、落后的代名詞，程顥、程頤的地位一落千丈，進而他們的理論也讓人避之唯恐不及。殊不知，存在即是合理，他們所提出的一些價值理念，他們所倡導的一些道德規范，對于我們今天“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仍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茲僅舉兩例：
　　 
     其一，視民如傷。即看待人民就像看待自己身上的傷痛一樣，古時候用來形容在位者極其體恤民眾疾苦。古代臣子給皇帝上奏折常說“仰見皇上愛民如子，視民如傷之至意”。《左傳·哀公元年》有云：“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可見，關不關心百姓疾苦是決定國家的興衰成敗關鍵因素。正因如此，儒家把重民思想納入到關于“仁”的學說當中。如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又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所說的都是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民貴君輕”“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程顥程頤兩兄弟繼承和發揚先秦以來的重民思想，形成了具有二程特色的重民學說和重民實踐。
 
　　 我們常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雖然二程兄弟沒有也不可能提出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但并不妨礙他們肯定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進步上的重要作用。如程顥在《論十事札子》中說：“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這里的“四民”跟上古“士、農、工、商”的分類有所不同，而是指農、工、兵、士，沒有包括商人。在程顥看來，正是農、工、兵、士各司其職，特別是在占絕大多數的農民的艱辛勞作，才為社會提供了衣食之便。程頤也看到了農、工、兵的作用，他說:“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這就是說，因為有了農、工、兵，才使我們有糧食吃，有衣服穿，有器具之用，有當兵的守衛疆土，我們過上了安穩的日子。如果沒有農、工、兵的作用，就不會有安定的生活，國家也會因陷入混亂而滅亡。所以，只有得到廣大庶民的支持，才能夠“保民而王”。
 
　　 那么，怎樣才能得到廣大庶民的支持呢？二程根據孟子“得其心，斯得民矣”的說法，提出了“三為本”的辦法，即“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安而不擾為本”。具體來說：
 
　　 第一，以順民心為本。“君子之道，其說于民，如天地之施，感其心而說服無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于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圣人贊其大。”使人民心悅誠服往往比武力壓服更能激發蘊藏于民眾之中的偉力。只要贏得人民真心的信賴，他們就會不辭辛勞地生產、不怕犧牲地戰斗，自發、自覺地為國家貢獻力量。在二程看來，這是為政之道的根本所在。
 
　　 第二，以厚民生為本。程顥說，厚民生就要“‘因民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順其利而道之”。一切要以老百姓的利益為旨歸，因民所利而引導，如種莊稼、陶瓷和打漁等這些對民生有利的事，都要去做。
 
　　 第三，安而不擾為本。所謂不擾，就是要給百姓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而不是以行政的力量過多地干擾老百姓正常地生產、生活。否則就有可能激起民眾的反彈，也就是封建社會所說的“民變”，造成社會不穩定。
 
　　 二程的重民保民思想不只是“灰色的理論”，也是他們為政一方的自覺實踐。如程顥在上元（今江蘇南京市）、晉城（今山西晉城市）、扶溝（今河南扶溝縣）等地當過縣令。每到一地就職，他都會在大堂之上寫下“視民如傷”四個大字，并常以“愧此四字”自省。這是一種“君子檢身，常若有過”的態度。在扶溝知縣任上，程顥看到扶溝地勢低洼，旱澇不均，給當地群眾生產生活帶來很大的困難，于是規劃設計，開挖溝渠進行治理。并說：“因為扶溝之地盡是溝渠，要想治理好，沒有數年時間不能成功。我做規劃開始治理河渠的工程，是要讓后來的人知道這件事的好處，才能把治理水害的工作進行下去。作為縣令，其職責必須使境內的百姓遇到兇年饑歲免于死亡，飽食逸居有禮儀之訓。”像這樣的事情，程顥做了許多，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得到了治下老百姓的衷心愛戴。
 
　　 二程這種“視民如傷”的思想和情懷，不僅在古代有其歷史意義，就是今天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順民心”與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有共通之處，都是要把人民群眾放在治國理政的核心位置。我們提出“為民務實清廉”的總要求，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都是重民愛民思想的體現，這是主流。然而，也有少數黨員干部做著與“人民公仆”背道而馳的事情。他們不是時刻把群眾的疾苦放在心上，而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是頤指氣使、侵害群眾利益。這不僅是黨和政府的形象問題，更是事關“載舟覆舟”的政治問題。封建時代尚且“視民如傷”，我們今天豈不更應反躬自省？
 
　　 其次，“厚民生”與我們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有共通之處，都是要把為人民群眾謀福利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利益問題直接關系民心向背。一個國家，人民的利益有了保障，也就有了實現長治久安的關鍵條件。正如《管子·治國篇》所說：“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當然，不同的歷史時期，人民對于利益的關注點不同。在古代，受制于落后的生產力，溫飽是絕大多數人民最關心的問題，所以古代的統治者對于“雨雪糧價”就有著特殊的敏感。有學者總結說古代朝廷的職能主要有兩個，一是收稅，二是救災，這是有道理的，它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保障人民群眾的吃飯問題。今天的情況大不相同，就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兩個“三十年”也有不同。如果說，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主要是溫飽問題，那么現在人民的利益訴求更加多元、更加復雜。這就需要我們與時俱進，去關注、去探求各種利益訴求，逐步解決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住房、醫療、社保、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等已經存在的以及隨著時代發展將來可能出現的問題。只有把民生搞好了，人民才會有盼頭，才會繼續跟我們走。
 
　　 最后，“安而不擾”可以為我們進一步做好“簡政放權”提供思路。過去我們常說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我看還有“政府”和“人民”兩個積極性。適當的監管是必要的，但很多事情可以相信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創造，把權力下放，而不是統得過死。像有些行政審批，就可以盡量簡化，激發人民群眾的創造活力。有些工作指導，白白增加基層的負擔，也可以盡量減少。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曾經幾次下令官員無故不得下鄉，違者處斬，就是不希望官員過多“擾民”，其中的政治智慧值得我們借鑒。
 
　　 其二，節儉為要。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程顥對此深以為然，他說:“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后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程他之所以這般痛心疾首，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方面是不能容忍卿大夫乃至販夫走卒僭越禮制的奢侈消費行為；另一方面是看到了奢靡之風對政治和社會的負作用。正如司馬光所總結的：“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
 
　　 當然，程顥這番言論并非空泛之論，相反，有著極強的針對性。如果給北宋貼標簽，相信崇尚奢華的風氣必居其一。這種風氣大體上在北宋立國之初就成形了，這也是宋代區別于其他朝代的一個特點。事情起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宋太祖趙匡胤導演了一出戲，戲中的主角們如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人惶惶不安，紛紛接受趙匡胤“多積金寶，廣置良田美宅，歌兒舞女”的“建議”，以表示自己沒有“黃袍加身”的野心。這就是宋初歷史經典劇目——“杯酒釋兵權”，其實質是用“合法的”腐敗特權購買功勛故舊手中的政治力量，在事實上助長了權貴奢靡生活，催生了社會奢侈之風，從這個角度看，它并無可稱道之處。
 
　　 隨著北宋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奢靡之風在全社會蔓延開來。商品經濟發達是宋代區別于其他朝代的又一特點。工商業者發展成為同達官顯貴一樣有能力進行奢侈消費的主力軍。有了他們的“示范引導”作用，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沉浸在尚奢的亢奮和狂歡中。
 
　　 比如，厚葬。生養死葬，人生大事。有信奉生前風光，死后富貴的，往往以厚葬為通往天國鋪路，如著名的驪山陵墓；有信奉生前繁華富貴，死后白骨一堆的，往往薄葬，不封不樹，如曹操、曹丕父子。北宋帝王喪葬以前者居多。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仁宗趙禎駕崩，英宗趙曙即位，照例要給大行皇帝風光大葬。這才有了程頤《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伏望陛下損抑至情，深為遠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不得入壙，然后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于無窮，陛下之明高于曠古。”勸諫宋英宗學習魏文帝，實行薄葬。
 
　　 比如，“舌尖上的浪費”。司馬光《訓儉示康》即是明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圣中，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棗、柿之類；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量月營聚，然后敢發書。茍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
 
　　 應該說，北宋皇帝并非對奢靡之風盛行的現狀和危害缺乏認識，相反，他們也作了不少剎住這股歪風的努力。比如，宋仁宗。有一次仁宗舉辦宴會，發現“有新蟹一品”，每枚“直一千”，一只螃蟹價值1000錢，驚得連連感慨，舍不得下筷子。對于民間開始出現的豪宅建設潮，他還專門下詔予以制止，規定“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彩繪棟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鏤柱礎”。其他皇帝也出臺了不少對宮廷奢侈消費以及民間奢侈消費的禁令。
 
　　 遺憾的是，這些努力并沒有收到成效，奢靡之風反倒愈演愈烈，直到徽宗朝登峰造極。宋徽宗既是皇帝，也是雅士，自然對高雅的生活品質有著特殊的追求，因而也就特別舍得花錢。他甚至專門成立國家機構代辦奢侈消費品，一個叫蘇杭造作局，另一個叫蘇杭應奉局，造作局歸太監童貫管理，應奉局歸“六賊”之一朱勔統率。蘇杭應奉局負責搜羅東南各地奇花異石、名木佳果，就是人所共知的“花石綱”，湊足一撥便通過大船運往京城，那場面相當浩大，號稱“舳艫相銜于淮、汴”，比春秋齊國大街上摩肩接踵的場面強不知幾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徽宗以下，自然不乏奢靡之人。如，擔任過宰相的王黼。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王大人家里“堂閣張設，寶玩山石，侔似宮禁”，無論是房屋還是園林，都堪比皇宮內院。宋徽宗聽說之后都趕來參觀，轉了一圈之后連連感嘆：“此不快活耶！”如，著名的權臣、奸臣蔡京。蔡京有一處“在都城之東，周圍數十里”，從面積上看，不啻一座莊園。里面最具特色的是一座高樓，名為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蔡京的奢侈糜爛也是聲名遠播。羅大經《鶴林玉露》中有個故事就可見一斑：有人在京城（汴梁，今開封）買了一個女人做妾，這女人自稱是蔡京家的廚娘。一天，主人讓她做包子，她推辭說不會。主人質問她，既然做過蔡太師家廚娘，豈有不會做包子之理。這女人回答說：“我是包子廚房里專門切細蔥絲的人。”蔡京以下，自然也不乏奢靡之人。如，梁世杰。梁世杰是蔡京的女婿，為給蔡京賀壽，他花了十萬貫錢收買金珠寶貝，這就是《水滸傳》里被吳用等人劫了去的“生辰綱”。如此一級推一級，整個國家都陷入奢靡腐敗的癲狂中，政權基礎因而腐爛、動搖了，歷史很快就走到了“靖康之恥”，偌大的宋朝成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宋朝代表了我國古代商品發展的最高水平，有著令人驚嘆的國內生產總值，然而它初稱臣于遼，繼而稱臣于金，最后被元所亡，如此身世，不免讓人掩卷嘆息。個中緣由，固然與石敬瑭獻幽云十六州令中原政權喪失地利有關，與宋王朝“強干弱枝”“守內虛外”的治國理念有關，而與奢靡之風盛行恐怕也有莫大的干系。這應是我們讀史的基本結論和鏡鑒。還是李商隱《詠史》詩中的那句話：“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而節儉，正是程顥程頤所極力提倡的，也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一大課題。作者：許海清 徐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