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戰國初期，魏文侯以李悝為相搞變法，拜吳起為將拓疆土，秦之西河盡歸魏國所有。秦簡公、秦惠公屢欲奪回失地而未果，反被吳起攻入關中。秦孝公上臺后，視河西被奪為國恥，頒布了言辭懇切、賞格誘人的求賢令：不論是外來客卿，還是本邦臣子，只要你有良策能讓秦國強大起來，均可授予高官，列土封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那個后來成大事被封于商的公孫鞅才來到秦國。

    公孫鞅之所以棄魏投秦，是因為魏惠王既不了解他，也不看好他，更談不上重用他，而秦孝公求賢若渴的誠意有望讓他實現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

    說起來，公孫鞅并非離開魏國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自武侯末，到魏國亡，期間有不少經世之才相繼流失，如吳起、張儀、孫臏、樂毅、范雎、尉繚、信陵君等。這些胸有大略之人，在魏國或是被誣陷迫害，或是被排擠棄用，以致紛紛出走。

    想當年，魏國初立，土地資源、人力資源以及周邊環境都不是很優越，之所以能迅速崛起，成為戰國時期首位霸主，得力于魏文侯禮賢下士，重用李悝、吳起、樂羊、西門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并采取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方略。魏文侯誠信立國、尚賢任能的事跡成為明君治國的一個經典樣本，一向為后世帝王所推崇。

    戰國時期最先崛起中原的魏國，對齊楚秦三強靜則能制，動則能勝，其勢遠非其他諸侯可比，已初步具備平定天下的實力。吳起、孫臏、樂毅、張儀、范雎、公孫鞅、魏無忌等這些難得的能臣良將，都曾看好魏國，有心助魏成就大業。怎奈文侯的后繼者未能善待他們，以致魏國百年霸業失去柱礎和棟梁而破敗。

    從朝代更迭的歷史周期律來看，導致國家興亡的原因非止一端，但根本的要素就那么幾條，而且，起決定作用的通常是內因，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所以說，“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杜牧在《阿房宮賦》中發出的這聲浩嘆，不知警醒了古往今來的多少統治者。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在《潛書》用賢篇中指出：“盛世常見多才，衰世常患無才。”人才流失固然不是魏國滅亡的直接原因，但人才流失使魏國的運勢由盛轉衰卻是不爭的事實。況且，魏國失去的不是檁條和磚瓦，而是棟梁和柱礎。如果吳起不被排擠出走，秦在軍事上很難同魏抗衡；如果公孫鞅留魏變法成功，強盛的就不是秦而是魏；如果范雎不被誣陷逃離，“遠交近攻”策略就會為魏所用；如果張儀能在本籍受到重用，魏國在外交上必定穩操勝券；如果信陵君不被疑忌棄用，秦國怎敢毫無顧忌地攻打魏國……

    當然，歷史是不容假設的。但是，通過這樣的推導，我們至少可以看出，高端人才的關鍵作用。秦國順應歷史潮流，兼并六國，統一天下，憑的到底是什么？歸根結底離不開人力和物力，而人力和物力的增強，仍然要靠廣納賢才。

    三國史學家譙周，在論及魏國滅亡的原因時說：“所謂天之亡者，有賢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魏惠王與齊威王比寶的故事，足以說明魏惠王重物輕人、“緩賢忘士”。吳起、孫臏、張儀、商鞅、樂毅、范雎、信陵君、尉繚這些響亮的名字，都曾影響過戰國時局的走勢，卻未能得到魏國后繼統治者的善待和重用，他們只好改投秦齊楚等諸侯國尋求用武之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魏國逼走他邦的高人都狠狠地教訓了魏國一把。這也說明，人才的流失不是單向的加減法，其后果具有逆向迭加的效應。

    魏才秦用，魏衰秦盛，此消彼長，終至淪亡，教訓殊為深刻。（原標題：魏才秦用與魏衰秦盛）